8月28日，《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译《月黑高飞》、台译《刺激1995》）修复版在中国内地公映，官方字幕的多处翻译选择随即引发网路热议。影片翻译、性别学者接受BBC中文采访，阐述了各自的理解。

500码被译成500米，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译成“牢笼驯化”，同性恋（homosexual）译成“不同的人”，queer译成“变态”，就连那句吐槽识字太难、“难得像中文”的台词，也被译成了“天书”。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queer一词。在现代语境中，这个词常被译作“酷儿”，是涵盖非传统顺性别、LGBT社群的伞式名词；在《剑桥词典》中，它作形容词时也译作“怪异的、古怪的”。平权运动之前，queer在英语世界带有明显贬义，是加诸LGBT群体的侮辱性称呼；平权运动之后，这个词被社群主动“解构”，重新赋予身分认同的含义，成为一种自我指称。

影片在中国重映之后，子墨（化名）在小红书、threads等平台发布对此次官方引进译制字幕的异见。子墨目前在浙江读书，曾在版权和“引进文化”问题上饱受争议的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担任翻译，自2018年起已翻译过数十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正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我觉得翻译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也是了解国外知识文化的重要途径，怎么可以把码译成米、英寸译成寸？”子墨告诉BBC中文，“公映版本的翻译和经典版完全不一样，让重看这部电影‘补票’的观众产生了文化差异感，甚至文化冲击。”

这部首映于1994年的奥斯卡经典，在中国内地此前32年间从未公映，观众主要通过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等民间管道观看。它也是豆瓣（中国影视评分网站）评分最高的影片：超过333万名用户为其打出9.7分（满分10分），高居全站榜首。

然而，这部经典之作的票房表现并不理想。据票房统计平台猫眼数据，上映5天（含周末）以来，累计票房仅1322.3万元，上座率仅1.5%，场均人次1.6人。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引进方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字幕翻译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旗下的上海电影译制厂负责——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译制厂之一，此前曾译制《简·爱》《巴黎圣母院》等经典影片。32年来首次公映，也意味着这是中国官方首次为这部经典影片提供“官方”翻译版本。

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包宏伟长期研究中国酷儿文化，他指出，尽管近年中国的酷儿空间持续萎缩、本土酷儿题材作品几乎无法公映，但西方酷儿电影和剧集仍保有有限的公映空间，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酷儿主题的作品。“《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带有酷儿隐喻的电影，其解读空间开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审查。”

上海一名长期与影院合作、从事地下放映的影视爱好者告诉BBC中文，他从已购票观影的朋友处得知了这些“不同以往”的译制字幕，感到十分不快。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受访。

“翻译成这样还要我去电影院‘补票’？想都别想，这简直是侮辱这部电影，侮辱观众。”他这样告诉BBC中文。

这样翻译，究竟有没有问题？

子墨在小红书发帖质疑后，引来上千条评论，支持与质疑的声音皆有。

包宏伟对BBC中文表示，不能简单为一个翻译版本贴上“好”或“坏”、“对”或“错”的标签。他以queer一词为例：这个词虽然带有偏见色彩，但放在影片设定的时代背景下，它本就是一个带有污名化含义的词，直到平权运动兴起，这个词才被重新解构，被赋予了今天“酷儿”的含义。

“翻译是其自身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译者似乎运用了特定的语言和文化策略来传达电影信息，有一定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够理解其中的文化指涉。”

在他看来，以“不同的人”指代同性恋，恰恰体现了译者对社会文化语境的高度敏感；而将“make love under tree”（直译应为“在树下做爱”）译成“许下终身”，则是运用了中国读者熟悉、具有本土色彩的表达方式。

“我认为这些不是带有偏见的翻译，而是有创造性的翻译，能呈现译者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对本土语境的敏锐感知。”包宏伟称。

子墨说，他也看到了这些评论，也理解背后的考量，但依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削弱、甚至抹去了LGBT社群的可见度。作为曾经的字幕组译者，他担心这样的翻译会让新一代年轻人意识不到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存在这样的社群，也让中国的LGBT社群即便走进影院，依然感觉自己“失声”。

“翻译有一种命名的能力。一个词、一个社群被如何命名，会为观众打开更多的可能性。一个可能被同性吸引的孩子走进影院，看到官方译制成这样，他会问：‘我到底哪里不一样了？’”子墨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字社会学讲师葛亮持相近观点。他认为，语言本身具有力量：在内地观众普遍英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更依赖字幕理解剧情，若queer被直接译为“变态”，将会对公众、尤其是尚处于自我探索期的年轻人，产生不利影响。

来自政府的审查

观众的呼声，在中国并不容易被听见。一部电影要走正规院线渠道与观众见面，需经过多重审核，其中最严格的两项，分别是发行数量审核和叙事内容审核。

前者是中国长期对进口电影实施的配额制度：它限制了能够通过院线直接触达观众的海外电影数量，客观上也催生了庞大的地下资源交换市场——子墨曾任职的人人影视、远鉴等各民间字幕组自行译制最新海外影视作品并带入国内流传。尽管这些字幕组在版权问题上饱受争议，但对于中国内地的大多数观众而言，它们的译制作品是连接国际影视的重要管道。

内容审核则是所有中外影视、书籍进入中国市场都无法绕开的关卡。在LGBT议题上，中国政府的公开表态一直讳莫如深，但在实际行动上态度明显。子墨认为，此次《肖申克的救赎》的翻译选择，正与这种氛围有关。

2004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直接将同性性行为定性为“性变态”；2014年“扫黄打非”行动中，LGBT相关内容遭到集中审查、清理；2025年，多地执法机关跨省抓捕海棠文学城的耽美（BL）写手，对描写同性感情的作者展开追捕与处罚，这一做法也被舆论称为“远洋捕捞”，即地方执法机关跨区域办案以创收。

“在当局的主导下，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性取向与性别表达，始终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如果官方翻译呈现的是这种态度，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它就是在这种逻辑下被制作出来的。”葛亮告诉BBC中文。

他同时指出，queer这个词本身在电影设定的时空语境下无关痛痒，这句台词原本也并非为LGBT群体发声。“很难判断这是否代表官方真正的立场，但我认为它反映的正是官方一贯‘不鼓励、不认可、不表态’的态度。”

“你说它是‘变态’，还是‘酷儿’，其实都无所谓，官方的态度始终是无所谓、不认可。”葛亮说。

子墨表示：“我不是要批判这位译者，我理解他的难处、考量与取舍。但我还是觉得，这么好的一部作品，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这个版本留下了一些遗憾。”

他同时强调，不该被忽视的是，对本土LGBT社群，尤其是年轻一代而言，某些表达方式消失后，往往会有另一些表达以转型的方式重新出现。

“一个真实的人，不会因为当局不允许表达情感，就突然没有了欲望，也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审美和爱情。他们只会把‘我是gay’转化成‘社会主义兄弟情’之类委婉的说法，继续寻找生存的土壤。就像queer这个词，也是从污名化的称谓，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社群的自我认同一样。”

凌伊莲（Elaine Ling；音译）的时间主要在纽约和加州之间分配，但无论她在哪里需要来杯咖啡时，她都不会去星巴克。

她去那里只买冷饮。

她喝的“真正的咖啡”都是从当地咖啡馆买的。

“我不太喜欢去星巴克（Starbucks）喝咖啡。我觉得他们的咖啡太甜了，”这位21岁的女子告诉BBC。

“如果要我去星巴克，我更喜欢喝清爽型的饮品。”

星巴克虽然50多年前以咖啡店起家，但该公司表示，如今每售出四杯饮品中就有三杯是冷饮。

例如冰镇水果饮料、蛋白奶昔以及所谓的“脏苏打”（dirty sodas）——一种由泡沫、糖浆和果汁混合而成的饮品。

伊莲的喜好也得到了美国各地年轻顾客的认同。

Z世代（Gen Z）消费者——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可以自行订制的冷饮，而非传统咖啡。

对此，欧睿国际（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全球热饮洞察经理特列斯登·霍夫尔（Tristan Höver）解释，年轻消费者越来越将饮品视为可根据特定时刻或需求客制化的饮品。

“客制化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够掌控一切，”他告诉BBC。

他强调，Z世代对价格比较敏感，但如果饮料给人感觉很特别、容量更大或功能更强大，他们也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他表示，对于冷饮来说，容量、层次感和视觉吸引力有助于证明其较高价格的合理性。

IHL集团分析师杰瑞·谢尔顿（Jerry Sheldon）认为，这些习惯是更大文化转变的一部分。

“冷饮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他说。

他告诉BBC，这和服装或发色一样，是展现身分认同的另一种途径。

不过，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市场营销学教授凯利·戈德史密斯（Prof Kelly Goldsmith）表示，消费者“并非为杯子里的东西买单，而是为杯子上的东西买单”。

她将星巴克比作路易威登等品牌生产的平价奢侈手提包。她解释，正是这种形象帮助星巴克多年来维持了溢价。

此外，社群媒体也发挥了作用。

星巴克的独角兽星冰乐（Unicorn Frappuccino）在TikTok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只在今年8月供应了三天。

据数据分析公司 Placer.ai 分析，这款浓稠、色彩鲜豔的混合饮料，其中有粉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漩涡，上面还覆盖着鲜奶油和酥脆的配料，在短暂的上市期间，使星巴克的客流量增加了44%。

其他连锁店也在试图抓住这一趋势。

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正在尝试推出富含蛋白质的饮品和可客制化的冷饮，最近还与凯莉·詹娜（Kylie Jenner）等名人合作，推广限时饮品。

TikTok 美食饮品部落客娜塔丽·鲁迪格（Natalie Ludwig）拥有超过50万粉丝，她品尝了 Dunkin' 的冷饮。

她表示，与詹娜的合作活动是该连锁店试图吸引年轻受众的一个例子。她补充解释，若推广活动成功，“也许这些年轻受众就会留下来”。

此外，麦当劳（McDonald's）、Chick-fil-A 和 Taco Bell 等快餐连锁店推出了以水果为基础的所谓“清爽饮品”和类似咖啡的饮品，以及其他针对同一目标受众的不含咖啡因冷饮。

不过，英国的数据表明，这种趋势并非美国独有。

根据 Numerator 旗下 Worldpanel 的消费者洞察总监伊莎贝尔·里夫（Isabella Reeve）向BBC说明，25岁以下的购物者外出时购买的冷饮比热饮多。

超过60%的顾客购买的饮料是冷饮，而55岁及以上的顾客中只有 30% 购买的是冷饮。

她表示，冷饮并非只是夏季的专属饮品。超过70%的人一年四季都会购买冷饮，而超过80%的人在夏季会购买。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贵湖大学）研究消费者选择的行销学教授蒂尔塔·达尔（Prof Tirtha Dhar）则分析，冷饮已成为星巴克获利的“甜蜜点”。

透过泡沫、口味和蛋白质实现的“无限个人化”对连锁店来说“几乎是纯利润”。

事实上，冷饮也帮助星巴克在经历了一段销售低迷期后重振旗鼓，该品类占其美国饮料销售额的70%以上。这一转变已成为其扭亏为盈战略的核心。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台湾公共电视（公视）今年的政府捐助预算，经过数月审查后在立法院过关，但围绕公共媒体财源与独立性的争议并未落幕。

立法院于8月14日完成审议。文化部对公视编列了超过21亿元新台币（6630万美元；4.4亿人民币）的捐助预算，最终遭删减约2,185万元，另有2亿元遭冻结；国际传播平台TaiwanPlus的预算则遭删减2亿元。

此前，在野党曾提案删减并冻结逾10亿元，触发公视董监事会罕见地发表声明，警告删预算将重创公共媒体营运，波及影视产业与公民社会。公视制作人发起连署，超过15万人响应，包括柯佳嬿、连俞涵等多名艺人。

作为开播28年的公共媒体，为何台湾公视反复陷入预算争议？预算及董事会人事为何多次成为台湾朝野政党交锋的焦点？

公视的定位

回溯公视创立的历史，最初是在1980年代由时任行政院长提出，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状态，只允许党政军背景的电视台制播节目。解严后，官方的主导角色淡化，学术和艺文界积极参与游说《公共电视法》立法，促成公视成立。

公视于1998年正式开台，经费主要由政府捐助，但依法独立于政府运作，是台湾主要的公共媒体机构之一。旗下电视频道包括公视主频、公视台语台、小公视、客家电视台，以及国际影音平台的Taiwan Plus，员工超过一千人。

在新闻领域方面，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最新报告，台湾民众对新闻的整体信任度为25%，公视则为54%，居全台所有媒体之首。

公视也制作大量戏剧、纪录片及文化节目，包括儿童长寿节目《水果奶奶》，以及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人选之人》和《听海涌》等。

其中，2024年播出的《听海涌》，是台湾首次以二战台籍日本兵的经历改编的电视剧，引发社会讨论。当时有批评声音指该剧扭曲二战史观、丑化抗日英烈，在野党隔年提案删除公视的23亿预算时也提到该部作品“窜改历史”。文化界就质疑，政治干预公共媒体形同“复刻戒严”。

董事难产，为何成为预算争议？

公视承载了台湾社会对公共媒体的期待，但其董事人事及财源屡受政治牵动。今年的预算争议，就与董事会改选延宕直接相关。

公视董监事由行政院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各政党依比例推派的“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门槛是三分之二同意。

原董事会去年任期届满，但因国民党与民众党推派的审查委员未通过多数候选人，人数不足无法产生董事会。其后，部分审查委员不满文化部未先与在野党协商候选人名单而集体辞职，审查程序因此停摆，新任董事至今无法产生。现任董事会延任，以维持公视运作。

此前，文化部提名的董事名单包括客家籍作家高翊峰、原住民导演陈洁瑶、新住民纪录片导演阮金红，新闻传播方面有主播詹怡宜、台大新闻所教授林照真，以及音乐人黄韵玲、退役职棒球员彭政闵等。

在野党立委质疑，延任董事会缺乏正当性，并将董事会改选延宕列为删冻公视部分预算的理由之一。

公视董监事会、公视企业工会等则先后发表声明，强调董监事改选延宕的责任不在公视。公视依法无提名权，也不参与审查程序，却要承担预算遭删冻的后果。工会强调，过千名员工的工作权及节目内容产业链，可能因现金流中断而停摆。

“这次的僵局，是因为政党尝试影响董事人选。”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与董事的独立媒体人李志德向BBC中文指出，公视董事产生采两层结构：先由政党依比例推举专业审查委员，再由委员审查文化部提名的人选，原意是避免直接政治介入。

李志德当年是由国民党推荐提名为董事。他强调，公视法未规定董事人选需经政党协商，若将政党协商制度化，等同要求公视“退回比官方通讯社更受政治掌控的体制”，违背当初“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立法精神。

媒体趋势研究者黄哲斌向BBC中文表示，“公共电视和政治纠缠很久”，过去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届董事能顺利卸任，时常因新任董事会难产而延任。“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国会都会在人事或预算上提出挑战。不同政治力量常将人事审查权当成武器，公视董事的同意门槛又高，在朝野对立下更难运作。”

二十年的拉锯

这不是公视首次陷入预算争议。

公视总收入约九成来自政府相关的捐助与补助款（ 包含文化部与客委会等)，年度总预算规模约40亿至42亿元。

2025年，文化部提出对公视的23亿元政府捐助预算，国民党立委提案全数冻删，理由包括预算经费增加过快及部分戏剧节目“窜改历史”等。文化界两万多人联署，要求在野党“不要用意识形态毁掉文化产业” 。最终协商为删减2,300万元、冻结约5.7亿元。

更早之前，2007年民进党执政期间，立法院冻结公视政府捐赠款的一半、约4.5亿元，为期超过一年，并要求节目计画须经主管机关核可后才能动支，引发干预媒体独立的批评，民间发起“抢救公视、监督国会”游行。2009年国民党执政期间，国民党以国会多数通过修法，改变董事会结构，原董事长与新任董事爆发法律战，董事会运作陷入僵局，第四届董事延任近千日才完成改选。

公视研究发展部研究员程宗明向BBC中文表示，民主政治有不同意见，政治纷争是常态，但公视最大的危机在于财务，“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这样编列预算的”。

自2001年起，法律规定政府每年对公视的捐赠上限为9亿元，公视其后需申请各政府部会的专案补助，以弥补资金缺口。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的李志德说，这类补助案都有行政目的与绩效要求，多少会影响节目制播方向，因此公视长期希望争取提高预算补助。

直至2023年《公共电视法》修正，取消9亿元捐赠上限。修法后第一年，文化部编列公视捐赠预算有23亿；今年度预算则是21亿。

不过修法只松绑了“上限”，没有同步订出“下限”，也未随物价调整公式。

李志德形容，这相当于“拆掉天花板，却连地板也一并拆掉”，即政府可以多给，也可以“不想给就完全不给”。

程宗明指出，欧洲多数国家使用牌照费，向持有电视设备的家户征收费用；即使如此，费用调涨仍须经国会审查，但可能是几年一次，不像台湾的经费单一仰赖政府补助，且一年审查一次，“这样的干预性就比较高”。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也表示，公视每年的实际经费，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编列与立法院协商，只要公视的核心经费仍须逐年重新协商，类似的删冻攻防就会一再重演，“今年不是公视第一次陷入这种处境”。

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哪一届国会或哪一个党团删得比较多，而在于台湾至今没有建立一套兼顾经费稳定、民主监督与绩效问责的制度。

他建议公视建立“多年期资金协议”（multi-year funding settlement）的法定经费制度，预先确定一段期间内的经费基准、调整公式与例外条件，让年度预算依照既定法律框架编列，而不是每年从零开始议价，同时保留立法院、审计部门及社会的监督。

TaiwanPlus成为另一个争议点？

除了公视本身的10亿元预算争议，TaiwanPlus今年也成为立法院审查焦点。

TaiwanPlus是2021年蔡英文执政时成立的英语国际传播频道，最初由中央通讯社负责，2022年起改由公视承制，主要提供英语时事内容，并向海外观众介绍台湾。

蔡英文当时曾表示，TaiwanPlus配合台湾推动中的“2030双语国家政策”，同时在地缘政治紧张之际“传递属于台湾的观点，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TaiwanPlus最新年报显示，该平台的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超过16万，观众来源主要是美国、印度及菲律宾，成立四年以来累积逾4.1亿次观看。

该平台的效益一直引发争议。国民党立委罗智强曾批评，TaiwanPlus成立至今投入98亿元经费，但效益低落，若短期内无法有效改革，文化部应严肃思考是否让这场“灾难”继续。

学者罗世宏则认为，TaiwanPlus的定位与成效固然可接受检验，但政策评估与年度预算删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工具，“预算杯葛容易让机构沦为单一年度的政治筹码”。

他指出，立法院并未建立完整绩效评估，也没有替代方案，却近乎全数删除补助，效果更接近“以预算决定机构存废”，而非负责任地调整政策。

全球公共媒体的压力

放眼国际，台湾公视的处境并非孤例。

黄哲斌观察，全球公共媒体近年承受的压力，多来自政治极化，当朝野对抗激化时，受到政府资源或法令特许的公共媒体，就会成为政党博弈目标。

除此之外，“资讯个⼈化”也影响了公共媒体的价值。黄哲斌表示，资讯个人化与注意力经济，稀释了公共媒体的社会角色。当注意⼒碎⽚化、数位讯息供过于求，传统公共媒体的触及率随之下降，也让政治人物更容易以“跟不上时代”为由，质疑其存在必要，公共媒体的“公众服务性格”也会被低估。

黄哲斌对BBC中文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主张以纳税人的钱补贴媒体“荒谬且过时”，推动国会删减预算，让“公共广播公司”（CPB）的核心资金全面中止。这家营运近60年、资助NPR、PBS及全美逾1,500家地方公共电台的机构，在2026年1月由董事会投票解散。

南韩的压力则来自政府政策的直接介入。黄哲斌解释，前总统尹锡悦任内，下令将公共媒体收视费从电费帐单中分离、个别征收，收费率从九成以上骤降至约八成，KBS财源明显受挫。

中东欧方面，程宗明说匈牙利执政党修法，将公共媒体的董事会与监理机构全数纳入行政体系，使公共媒体成为执政者的传播工具。波兰公共电视台TVP，也曾在执政党修法下被改造为“国家电视台”，直到政党轮替后才逐步恢复独立。

但也有正面的例子。黄哲斌举例，瑞士曾有极右派政党提案，要将家户收视费砍半，最终交付公投，遭多数选民否决。澳洲曾在保守党执政期间删减公共广播预算，政党轮替后，新政府不仅恢复预算，还修法将逐年审查制，改为五年一次的资助协议。

黄哲斌认为，相较于商业媒体，民众对于公共媒体的信任度仍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声援台湾公视的连署数天内突破15万人。“公共媒体的社会功能与信任属性并未消失，各国支持公共媒体的民意仍是主流。”

如此冲击影片实在难以忽视：一股洪流冲过吉隆口岸，这个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主要边境口岸之一，所到之处尽被冲毁，数百人为了逃命而奔逃。

这些由闭路电视拍下的画面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登上世界各地的萤幕。

除了中国本身。

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主导的国家级新闻联播只播出了一张定格画面。

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的网际网路上，也很难找到完整影片，尽管有关这场灾难的不同面向曾在网上被讨论。

但更难找到的是生还者亲身讲述这场山洪暴发的经历。自星期三（8月26日）以来，这场灾害已夺去数百人的生命，另有同样数量的人仍然下落不明。

北京已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数百名应急救援人员参与其中，行动仍在持续。国家主席习近平亦主持紧急会议，与官员协调救援工作。

但当你把中国互联网上的内容，与过去几天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网上看到的画面相比，中国的防火长城便显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西藏自1950年代被北京控制以来，长期抗拒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多年来，中国镇压抗议活动，有时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并被指在这个佛教地区犯下严重人权侵犯行为。中国则将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标签为分裂主义者。

这段历史意味着，“西藏”这个名称本身就会引起中国审查机器的注意。北京对此议题的敏感性，在这类时刻尤其明显。

官方每天更新失踪与死亡人数，北京亦持续发布救援进展，以及一个有溃决风险的堰塞湖所带来的危险。

星期六（29日），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新画面显示，救援队伍在一片泥泞与乱石遍布的荒地中穿行，呼喊任何可能受困的人。

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细节。没有来自西藏生还者的叙述，也几乎没有用户自行拍摄的影片记录致命时刻或其后果。

我们至今仍未听到失踪者焦急家属的声音。在平常时期，要联络当地民众已近乎不可能。

作为一名曾报导朝鲜（北韩）的记者，对我来说，联络平壤的受访者往往比联络西藏首府拉萨的受访者更容易。

星期四（27日）晚上，当全球媒体头条聚焦于喜马拉雅山谷中的巨大灾情时，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却以《习近平文化文选》的出版作为头条，书中收录了他“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

外国记者若无政府许可，无法前往西藏。我们只有短短数小时尽可能搜集这类重大新闻的资讯，因为影片很快就会被删除，而声音也会遭到压制。

因此，我们只能依赖官方媒体，而官方媒体迄今主要聚焦于看上去惊险的救援行动。

专业搜救队攀越高山与峭壁，或穿越湍急河流，试图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我们仍不知道之后发生了甚么，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救出了哪些人。

这并不是说北京对此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他们非常关心。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迅速赶赴灾区，视察清理瓦砾工作。对于一场重大灾难后由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如此迅速到访，实属罕见。

外界眼中看似低调的回应，其原因在于维护习近平最看重的一件事：稳定。

中共担心，这场灾难可能引发民众不满，不论是不满当局的应对，还是不满未能事先预防灾害的缺乏远见。

当局亦可能担心，这样的悲剧有可能成为凝聚民众的因素，尤其是在一个长久以来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社群之中。

虽然当地已很久没有出现抗议活动，但海外藏人团体对中国日益加强控制表示忧虑。例如，他们批评新的教育法规旨在削弱寺院及佛教信仰的作用。

灾难发生后仅数小时，共产党体系便开始动员基层力量，以遏制任何对当局处理山泥倾泻方式的不满情绪。

当地党委发布通知，要求党员挺身而出，参与所在地区的救灾工作，并向受灾居民提供情绪引导或心理支持。

通知中的关键一句要求他们“全力维护好社会秩序，确保灾区社会安定、人心稳定”。表现优异者将获得奖励，而表现不佳者则会被“严肃追究责任”。

这项警告不容小觑。人权活动人士指出，当地藏人若与记者交谈，或在网上发布任何被视为有违官方叙事的内容，都可能遭到拘留或逮捕。

这也让境外藏人难以得知亲属究竟遭遇了甚么。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在赞扬当地第一线救援人员工作的同时表示，北京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删除影片及其他第一手资讯。该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公开完整且可核实的损失与伤亡资讯”。

为了了解藏人的生活状况，BBC去年曾前往一座位于喜马拉雅高原边缘的城镇，位置就在中国所称的西藏自治区之外。

在那里，我们采访了位于阿坝的格尔登寺僧侣。这座寺院曾是反抗北京统治运动的核心之一。

一名僧侣告诉我们：“我们藏人被剥夺了基本人权。”

他们表示，自己长期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下，并指称中国政府压迫和迫害藏人。由于我们不能被发现与任何人长时间交谈，因此这些对话都十分短暂。

北京否认侵犯藏人人权，并指出已向当地投入大量资金，以推动旅游业发展，并使该地区与全国其他地方更加融合。

尽管如此，中国民众目前仍不会对西藏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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