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2026年9月2日在高等法院出庭并认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判刑。

“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现年29岁的黄之锋自2020年起，因涉及多宗案件先后被还押及服刑，至今失去自由逾2,100天。

他原本预计于2027年1月获释，但2025年6月在服刑期间再次被捕，他重获自由的日子仍是未知之数。

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告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开庭，黄之锋认罪。

香港高等法院原定将周三（9月2日）聆讯列为答辩及判刑（Plea and Sentence），但判刑押后至另日进行。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涉及多宗案件，他自2020年底因包围警总案、47人案还押及认罪判囚，至今已失去自由逾2,100天。他原有望于2027年1月刑满出狱，如今“串谋勾结”案认罪后，刑期未知长短。

控方罗列国安法前“国际游说”行程

案件于10: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2:00）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有别于之前的“勾结”罪审判，高院此次并未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的大型法庭开庭审理。

黄之锋身穿深蓝色长袖裇衫、戴黑框眼镜，出庭时向旁听席挥手。现场有旁听人士高呼“早晨呀之锋”、“之锋顶住呀”，黄笑着点头。

庭上读出控罪，黄之锋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间，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制裁、封锁香港特区或中国，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开庭后控方先宣读案情。

案情指，黄之锋和罗冠聪二人分别为2016成立的“香港众志”秘书长及创会主席。控方指二人早在2016年达成串谋，透过国际游说（international lobbying）达到“民主自决”主张。

控方提到，黄之锋和罗冠聪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曾多次参与国际游说，包括2016年到2019年间到过美国、德国及意大利，并出席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在美国期间会晤当地政要，如时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裴洛西）、时任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鲁比奥／鲁比欧）等。二人被指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该法案于2019年11月27日生效，授权美国政府可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个人与组织，并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查香港是否仍拥有足够自治、符合获得贸易特殊地位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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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实体会面外，控方亦指黄之锋及罗冠聪提出多个国际联署，要求外国制裁港府并就国安法施压，包括要求美国等停止向香港警察供应装备。

《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控方指香港众志当日解散停运，罗冠聪离港；7月，黄之锋在Facebook发文提到自己不会删帖文及放弃政治立场，会继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案情指，虽然控罪时段由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后起计，但控方指二人在该法生效前已开始参与“国际线”，方式包括发起联署、到海外进行游说。

此外，案情又指7月17日，罗冠聪发起网上联署，要求以色列数位鉴识公司 Cellebrite 停止与香港警方合作、出售软件。10月，Cellebrite 发声明表示停止向香港及中国客户提供产品。罗当时发文，指结果是联署成功的成果，并呼吁其他公司效仿。

案情指，《国安法》生效后二人共同意图（common-intention）不变，藉分别留港及在海外，藉由交平台及国际媒体继续参与“国际线”。

控方读毕案情，法官问黄之锋是否同意案情，黄站立回答：“Confirm（确认）。”

辩方求情指“不及黎智英案严重”

案件随即进入求情程序。

辩方指，黄之锋于香港出生，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时他只有23岁，同年11月他因其他案件一直还押至今，下月将满30岁。

辩方指，如果不计本案，他原本因47人案服刑至2027年1月，据了解，惩教署未有给予酌情减刑。

辩方指黄于狱中并无浪费时间，他阅读超过100本书籍，持正面态度，期望有一天获释后可以照顾年迈家人。

在量刑方面，辩方指“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仅有黎智英案作对比，指此案没有黎案严重，当时黎智英被视为主脑，量刑起点以监禁15年为计，另外没有作供的被告获三分之一认罪扣减，最终判处10年。

辩方求情，望法庭以监禁3至10年、较低量刑起点来判决。

法官听毕辩方求情后，宣布押后判刑，日期另行通知。聆讯于中午12点前结束，黄之锋离开法院前，与在场旁听的前学民思潮成员挥手道别。

在开庭前的早上，高等法院外约40人排队轮候旁听筹，包括社运人士及多名黄之锋好友。现场有多名军装警员戒备。

前学民思潮成员、认识黄之锋十多年的Louis Lee对记者表示，黄原有望于2027年1月出狱，得悉再被控后，大家都不开心，但看到他（黄）在狱中继续努力读书、看书，也有不停向上去发掘新的兴趣，如学吉他和健身，“希望大家都学习到他”。

另一名友人Candy表示，预料判刑达十年以上，“希望他平安”。

前社民连成员曾健成（阿牛）表示，黄之锋至今已坐监两千多日，希望法庭轻判，但称判刑结果“国家话事”，形容目前香港“由治及兴、鸦雀无声”。

“串谋勾结罪”可判囚终身

目前因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案仍在赤柱监狱服刑的黄之锋，于2025年6月6日在狱中被捕，同日被押往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及起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他是继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后，第二宗在香港被起诉“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案件，也是黄之锋第二宗涉及《香港国安法》相关的案件。

案件于2026年5月于西九龙裁判法院完成交付程序，转介到高等法院进行审判。黄之锋由大律师司徒子朗代表，控方由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刘德伟代表。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罪一经定罪，可判监3年以上、10年以下。若属罪行重大，则可判囚10年以上至终身。

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因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间的“6.21围警总案”被还押，其后被判刑。他在“47人案”中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各界回应

黄之锋被捕后，美国国务院透过电邮回覆《美国之音》，谴责香港当局对黄之锋提出新的国安指控、呼吁北京与香港当局撤销对黄之锋的指控，国际院发言人表示此举是对香港未来的悲剧性打击。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撑腰张目，恶意抹黑香港警方正常执法行动，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香港特区政府亦谴责及反对美方说法，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黄之锋所涉及案件的法律程序尚在进行中，任何人均不应评论有关案件。特区政府强烈敦促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等立即停止干预特区的内部事务和特区法院独立行使的审判权。”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白舒然（Sarah Brooks）在黄之锋被捕后表示，这项针对黄之锋的指控，“突显当局对异见人士的恐惧，亦显示港府不惜一切手段，力求将这些人士长期关押，以持续打压香港的公民行动和社会参与。”

黄之锋曾领导学生政治团体学民思潮，后与罗冠聪等人创立政党“香港众志”，该党于《香港国安法》颁布前夕宣布解散，黄之锋及罗冠聪亦于法例生效前夕宣布辞去政党职务及退出。

被指涉案的罗冠聪于《国安法》生效前离开香港，目前获英国政治庇护。

2023年7月，罗冠聪被香港国安警察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悬红100万港元（12.76万美元；85.75万元人民币；403.68万元新台币）通缉。

补充报导：李雨梦

自2020年11月被关押以来，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多宗罪名，至今已身在狱中接近六年。

原定于2027年1月会被获释，但2025年6月一个早上，黄之锋于狱中再次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这次的罪名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在此之前，他正在因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另一个罪名“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服刑。

2026年9月2日，黄之锋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案件时认罪，法官押后判刑。“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从学民思潮到香港众志

“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我们也不会放弃在这艰难时刻，呼吁香港人在这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贵的。”

这是黄之锋被关押前，在香港法庭外会见大批传媒时，最后一次向公众作出的寄语。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早在中学的时候，已因社会运动而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11年，当时只有14岁的黄之锋与其他中学生走在一起，自发成立了香港首个中学生政团“学民思潮”。

当时，香港政府正打算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政策，计划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设定为必修课。2012年，由黄之锋担任召集人的学民思潮发起“反国教运动”，当时组织了约12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

黄之锋并未沉寂下来，之后一直活跃于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当中。2014年，黄之锋与其他学运领袖在雨伞运动前夕，号召示威者冲入俗称“公民广场”的香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随后雨伞运动爆发。

学民思潮于2016年宣布停运，同年由学民思潮和香港学联前成员牵头组成的政党“香港众志”成立，当时20岁的黄之锋是其中一名创辨人，并且担任该政党的秘书长。此举亦标志着黄之锋从学运领袖转型成为政治人物。

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黄之锋本来计划参与当年的选举，但获告知因其“鼓吹或推动民主自决”而令他的选举提名无效。2020年，黄之锋参与了民主派初选，在九龙东以高票数“出线”，随后宣布参与当年的立法会选举，但参选资格亦被取消。

在2020年中国颁布《香港国安法》前夕，黄之锋及多名香港众志成员辞任职务，这个成立仅四年的年轻政党亦宣告解散。

北京眼中的“反中乱港”分子

黄之锋曾经在2014年登上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亦被选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的少年。

2017年，美国导演乔·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亦制作了以黄之锋为主题的纪录片《黄之锋：少年vs超级大国》（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

2018年，有美国国会议员联署，提名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不管是在香港本地政坛或是在国际社会上，黄之锋一直拥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在雨伞运动结束之后、反修例运动期间，他亦有向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进行不同的游说工作。2019年的时候，他曾与何韵诗到美国国会作证，呼吁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在北京当局眼中，黄之锋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反中乱港”分子。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曾批评香港众志以“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名义发起罢课公投反对国安法，并且点名批评黄之锋及郑家朗“为自己的罪行再添下重重的一笔”。

据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曾在2021年出席研讨会时，点名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为“反中乱港分子当中的极端恶劣者”。

国安法后的长期关押

自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黄之锋因参与社会及政治运动而涉及多宗刑事案件。

雨伞运动后，他与另外两名学运领袖周永康及罗冠聪，因“公民广场案”被裁定“非法集结”罪与“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罪名成立，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而上诉，法庭改判三人入狱六至八个月，三人入狱后再就刑期提出终极上诉，香港终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审中社会服务令或缓刑的判决。

“公民广场案”是黄之锋首次因参与社会运动而入狱。之后他亦被控在雨伞运动旺角一带清场期间，因违反禁制令而藐视法庭，经上诉刑期后由入狱三个月减至两个月。

黄之锋于2019年6月17日服刑完毕，随即参与当时已经爆发多天的反修例运动，于6月21日因围堵警察总部而被控煽惑他人、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名。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际，外界盛传黄之锋是“头号目标”之一。

他曾在入狱前夕接受过BBC访问，自国安法实施后，他被不明车辆跟踪的情况愈来愈频密。当被问及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身上最糟糕的时候，黄之锋表示：“被秘密特工逮捕，立即引渡至中国（大陆），被送进北京的黑监狱，而且诉讼是在中国（大陆）而非香港进行。”

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是黄之锋首宗被控与《香港国安法》罪名相关的案件，他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连同其他控罪，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获释前不足两年，黄之锋再被控告另一宗“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名，人权组织形容，这是香港政府力求将异见人士进行长期的关押。

根据《香港国安法》，该罪行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香港高中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通识科至今已五年，学生前往中国大陆考察亦由过去的自愿参与，逐步成为课程安排的一部分。2025/26学年，约有5万名高中学生参与相关考察，政府资助逾8,400万港元。

官方文件指，内地考察并非一般旅游活动，而是公民科的重要学习内容，旨在让学生了解中国国情及发展。

BBC中文采访老师及学生，了解他们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这类活动的看法。

影片制作：高珊珊、廖伟铿

快时尚巨头Shein历经漫长上市之路后，于周二（9月1日）在香港挂牌上市，其备受期待的股票市场首秀中，股价下跌近8%。

此前，Shein曾尝试赴美国及英国上市，但均未成功，原因包括外界对其劳工待遇及环境影响等问题的担忧。

Shein曾被估值接近1,000亿美元（6,720亿元人民币；3.17兆元新台币），如今市值约仅为当时的四分之一。该公司同时面临激烈竞争及贸易紧张等其他挑战。

由于能够透过中国庞大的工厂网络，以极低价格迅速供应最新流行服饰，Shein获得巨大人气，尤其受到年轻族群欢迎。

在上市庆祝仪式上，首席财务官桂镭（Leigh Gui）表示，公司以大量小额订单和快速支付选项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如今已覆盖全球约160个市场。

他表示：“让全球消费者享受时尚之声。”

周一（8月31日），Shein将发行价定为每股48.56港元，透过此次上市募集136亿港元（17.4亿美元；116.6亿元人民币；549.6亿元新台币）。

这使公司股票市值达到263亿美元。

周二上午早盘交易期间，Shein股价报每股44.8港元。

投资银行盛宝（Saxo）首席投资策略师查鲁·查纳纳（Charu Chanana）表示，上市首日表现疲弱，显示市场并不相信Shein的成长能够实现“复苏”。

Shein在上市前提交的文件中表示，截至2026年3月底止年度，公司拥有超过2.73亿名活跃客户，共下达超过10亿笔订单。

查纳纳表示，该公司现在面临更高的贸易成本、更严格的监管审查以及更激烈的竞争，同时投资人愈来愈青睐科技公司。

她补充说，对消费者而言，这显示Shein的低价策略“越来越难以维持”，可能导致价格上涨。

快时尚产业的风向标

此次上市是香港今年迄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被视为测试投资人对快时尚产业兴趣的重要指标。

GlobalData 时尚产业分析师露意丝·德格利斯—法夫尔（Louise Deglise-Favre）表示，Shein 是少数可单独依其自身表现进行评估的“独立”电商企业。

竞争对手 Asos 和 Boohoo 近年来股价遭受重创，因其同样面对监管审查及激烈竞争。

德格利斯—法夫尔表示：“投资人已经学会保持怀疑态度。”而永续性与道德争议则使Shein的上市变得更加复杂。

Shein于2008年创立于中国，目前总部设于新加坡。

该公司漫长的上市历程凸显了具有全球扩张企图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与监管审查。

Shein一度有望成为中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市场首秀之一，目标直指华尔街。

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民众困在家中转向网购，其业务快速成长。

消费者在网路上分享自己试穿大量Shein服饰的影片，这股被称为“Shein Hauls”的风潮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网路曝光度。

若能在美国这个Shein最大的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全球知名度，并取得西方资本市场资金。

然而，Shein面临美国国会议员反对，原因是外界忧虑其工厂涉及强迫劳动。对此，公司表示对强迫劳动采取“零容忍政策”。

该公司也被指控抄袭其他设计师的创意。Shein表示，“严肃看待所有侵权指控”，并尊重所有设计师的权利。

Shein亦曾研究在伦敦进行股票市场首秀的可能性，但同样遭遇阻力。

BBC已联络Shein寻求进一步评论。

“唯一现实可行的道路”

2025年，Shein将注意力转向香港，而中国当局于今年7月批准了这项安排。

中国市场研究公司超赞（ChoZan）创办人艾熙丽（Ashley Dudarenok）表示：“Shein已经找不到愿意接纳它的市场。”

她补充说，公司在申请IPO前将总部迁往新加坡，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中国公司”，但始终未能在海外获得政治支持，也未能得到北京方面的保证。

德格利斯—法夫尔表示：“对于愈来愈被排除在西方交易所以外的中国企业而言，香港正迅速成为进入资本市场唯一现实可行的道路。”

这项举措也恰逢一向低调的创办人许仰天于2月一场重要商业论坛上罕见公开露面。

许仰天在广东登台演讲。广东是中国众多制衣工厂所在地。

他重申公司与北京的关系。

他承诺投资中国服装产业，并表示中国给予的“滋养”与Shein的成功“密不可分”。

逆风仍在前方

贸易紧张与监管疑虑意味着，Shein如今所面对的环境与其最初探索IPO时已大不相同。

今年7月，公司报告单季亏损9,900万美元。此前，美国取消小额包裹进口关税豁免，导致其销售增长放缓。

这项被称为“最低免税额规则”（de minimis rule）的制度，曾协助Shein及竞争对手Temu迅速成长，因为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可免缴进口关税进入美国。

同样地，欧盟也对低价值进口商品征收3欧元（3.50美元；23.32元人民币；110.19元新台币）税项。

Shein表示，伊朗战争也打击需求、提高成本，并造成部分市场的物流延误。

其竞争对手同样面临压力。今年8月，Temu母公司拼多多（PDD）公布的季度营收低于市场预期。

Shein亦因其商业运作方式而受到美国及欧洲监管机构调查。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部分分析师仍认为Shein具备强劲发展潜力。

德格利斯—法夫尔表示，投资人将密切观察公司能否应对这些问题，例如将物流体系逐步移出中国，以避免支付美国与欧盟的进口费用。

她补充说，公司估值下跌显示出“真实的恶化”，但仍拥有“强大的供应链”及全球市场覆盖能力。

杜达列诺克表示，消费者仍在购买该公司的商品，但成本压力已对其业务造成影响，也显示其商业模式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创造利润。

她补充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Shein将需要“证明在监管更严格、关税更高，以及获取客户成本更加昂贵的世界里，其利润率仍然行得通”。

“没有什么投资产品可以涨到这样，你开几多杠杆都不会升40倍。”陈朗熹2022年花了1000港元买了一张浮世绘比卡超，今年一度涨到了4万港元（5100美元美元；3.43万元人民币；16.18万元新台币）。这让他十分慨叹。

近年全球刮起一波卡牌热潮，香港也不例外。今年32岁的陈朗熹玩了卡牌5年，至今已经花超过16万港元买卡。他一开始只是和朋友对战，后来发现原来卡牌也能如此赚钱。

新冠疫情过后，卡牌的价值升幅速度惊人。一家美国市场分析公司统计，2025年全球“集换式卡牌”（Trading Card Game, TCG）市场规模达到约78亿美元，到2031年有望升至128.6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4045亿元新台币；1000亿港元）。

这种原本属于小朋友的游戏，突然变成“纸上黄金”。看着飞涨的价格，有人视它为投资收藏工具，甚至有商人扬言要把香港打造成亚洲最大的卡牌交易中心。是什麽促成卡牌热潮？这个热潮又能否长久维持下去？

疫情后突然“火了”

7月的一个星期三下午，位于九龙长沙湾的天悦广场灯光昏暗、人烟稀少，但到了傍晚下班时分，这里就会“活过来”，全因这里是香港集换式卡牌集中地。

陈朗熹对这里已经十分熟悉，知道哪一家最便宜、哪一家卡牌最齐全。一开始玩卡牌，他说是心血来潮、也想“报复童年”。

他回忆，小学时身边已经有人抽卡包，纯粹为了开包带来的快感，“你不太知道哪一张价格高、哪一张厉害”。但当年一个卡包要十多港元，对小学生来讲相当昂贵，陈朗熹没有养成这一兴趣。一直到长大以后，抽了一次卡包就重新迷上。他闲时会约朋友一起组牌、对战。

市面的卡牌种类很多。现时最流行的 Pokémon（宝可梦）卡、海贼王（One Piece）卡等都属于集换式卡牌。这些卡牌有一定的功能——“开卡包”是玩家收集新牌的方法，之后再和其他人对战。而“非集换式卡牌”则有明星卡、运动卡等。

事实上，卡牌一早于1990年代风行美国，之后再慢慢吹到亚洲地区。

在香港，大众对卡牌的初印象大概来自文具店、玩具店门外的一台“扭卡机”——又因娱乐杂志出版社参与推广缘故而被惯称“Yes!Card机”：1元抽一张。当时卡牌已经有分闪面、透明和夜光等稀有样式。

位于新界荃湾的通用卡店至今经营35年，是香港最早的卡店之一。店舖前身是文具店，1990年代，老板乐哥就是看到小朋友追捧“龙珠万变卡”和明星卡后，决定把店转型。

“香港（当时）很流行明星周慧敏、‘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 那时候很多人很喜欢追星⋯⋯但后来日本的动漫开始兴起《龙珠》、《美少女战士》，那男的就玩龙珠，女的就玩美少女、Yes!卡。”

乐哥说，人群从8岁到20岁都有，但随着网络游戏流行，玩卡的人变少，生意曾低落过。不过新冠疫情却令热潮回归。乐哥的儿子Johnny也在疫情时回到店里帮忙。他说销量增加了至少60%。

陈朗熹也感觉到这个变化。“（当你）开始看到不应该卖Pokémon卡的地方都卖时，比如街市、报纸摊开始有卡包，你就感觉到那件事开始火了。”

一张纸的价值

今年31岁的Eric，在2024年开了一家卡店KaBoom，店面分成两半：一边是放满卡的玻璃柜，另一边放了数十张桌子，供玩家日常对战。现在每星期店里都会举办两场对战赛，同时也有资助香港选手出战大赛。

Eric说，以前玩卡的人都被贴上宅男标签，“今时今日就真的不同了，我不会预见现在坐在我对面和我玩卡的那位是一个律师、一个医生或者发型师”。

在他看来，疫情限制了大家外出、少了很多娱乐的选择，让二次元文化变得普及。Eric说，到店里对战的除了年青人，也有像陈朗熹一样想重拾儿时回忆的爸爸们。

但今天卡牌市场与9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再只有“玩”这个用途——当不同类型的卡牌以高价成交的消息走入大众视野，改变了大众看卡牌的视角。

2021年，一张美国NBA职业篮球运动员斯蒂芬·库里（Stephen Curry；史蒂芬·柯瑞／史提芬·居里）的球星卡卖得590万美元，打破球星卡历史成交纪录；2022年，YouTuber兼职业摔角手卢根·保罗（Logan Paul）以530万美元购入“插画家比卡超”（Pikachu Illustrator）Pokémon卡。

“人们开始真的意识到，原来一张纸、一张卡是真的可以这么有价值。”Eric说。

陈朗熹形容自己玩卡的三个进程：和朋友对战、看到漂亮的卡想收藏，后来才发现卡牌也能赚钱。

卡牌有价有市。在香港二手交易平台上，陈朗熹发现自己花40港元买来的卡包，可以卖到120元，“而且很快就成功卖了出去”。他开始留意市况，去旅行时也会搜集当地的卡牌，带回香港赚价格差，“可能是赚个50、100块”。

但那时的他，还不会料到这些卡牌即将溢价百倍。

一张卡牌的价值，稀有度只是第一步。Eric说，卡牌的语言、角色受欢迎程度都会影响价格。他解释，例如日文版Pokémon卡面向全球市场，买家较多，比起只有华人受众的中文版，价格较高。

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有鉴定。

“很多卡鉴定完的价值会翻倍，多数都会。”陈朗熹说。

总部位于美国的鉴定公司CGC（Certified Guaranty Company），过去主打提供钱币和漫画鉴定服务。公司由2020年开始加入卡牌鉴定，至今鉴定全球超过1700万张卡。

公司验证专员李显澄向BBC中文分析，与钱币比较，收藏卡牌的人群相较年轻，而卡牌在市面的流通性较大、交易方便，所以人群增长迅速。另外，加上卡牌公司持续推陈出新，有助于维持热潮。

鉴定的流程是这样的：人们在卡包开出后的原始卡牌，俗称叫做“裸卡”（RAW卡），作为第三方机构的鉴定公司在收到卡牌后，会按图案居中度、表面情况、边角的锐利程度以及边缘破损情况来评分——10分代表完美无瑕，但若稍有微小瑕疵就掉到9分或更低。

完成鉴定之后，公司会在卡牌外面套上一层硬壳，并贴上印有分数和鉴定编号的标签。李显澄说，鉴定公司的存在也是为卡牌拥有者确认卡牌真伪，排除交易时不必要的争拗。

“因为它（鉴定后卡牌）有认受性，这样就再帮卡牌再升级到一个收藏的层次。”Eric以一张“超级喷火龙X ex 黑喷”为例，未经鉴定的日文版裸卡大约售5450港元，但经鉴定为10分的卡定价为8540元，溢价超过88%。

未来是黄金还是废纸？

正是这种价格升值把越来越多人拉进市场。近年，全港各区都有不少卡店开张，有些更开在铜锣湾等中心地带，也有商人提出要把香港打造成亚洲卡牌交易中心。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萃才向BBC中文表示，无关税、资金自由进出、物流发达都是香港发展卡牌经济的独特优势。但收藏式卡牌与古董一样属于“另类投资”，市场规模有限、受受众影响，也有“兴衰的时间”，很难可以成为主流经济活动。

“所谓的热潮总有一个时间性，你可能玩三两年，是好热，但之后可能完全没有生意，那你又怎么办呢？”

而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麦萃才指卡牌扣连动漫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但每个IP的寿命不同。他举例，如漫威（Marvel）与 DC漫画都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公司，它们的产品横跨不同世代，热潮的持久性强，不过有些就“可能昙花一现”。

麦萃才指出，投资者能否从中获利或管理风险，很看重其对物品的熟悉程度和触觉。

为了纪录自己的卡牌收藏与卖出，陈朗熹自玩卡以来开了个Excel表格，上面划分好购入的卡牌种类、买卖价格和成本收益。

陈朗熹说，自己积存过不少“蟹货（被套牢）”。2023年，印有小精灵训练员的宝可梦人物卡大热。眼见市场旺盛，陈朗熹很快投入了两、三万买训练员卡。但他没料到到了年末，价钱已经大跌。

今年，他以亏本价7000港元卖掉所有训练员卡。“我在Excel表格里写：‘血的教训’”。

“它跟股票不同，股票跌了，你按一个键就可以卖出去。但是这些（卡牌）实体东西，它可以没人要的。”

看着市场炒卖风气，陈朗熹觉得现在一股劲地加入市场的人或过于轻率。“他们不怕，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跌（市）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们经历过，就会知道你的卡（价格）多低都可以突然没人买。”

麦萃才提醒，能在二手市场以上百万卖出的卡牌属例“很罕见的例子”，另类投资产品有周期和热潮，“你懂得‘上车’就要懂得‘下车’。你不懂下车的话，你就要（和时间）斗长命了。”

物极必反？“玩卡最初衷是要开心”

坚守的人最后或会得到胜利。

对于资深玩家Eric来说，未来热潮或会冷却一点，但他仍然相信卡牌的价值。“Pokémon这件事实在太‘国民’，太深入民心了，我不会想像到它完全没有人喜欢那一天，没有可能发生的这件事的。”

Eric明白，外界对这热潮炒卖投资的质疑，但他形容卡牌对他来说是一种“信仰”——相信它的价值会稳步上升。“我自己收藏，是把目光放到好多年之后⋯⋯它在我眼中他就是黄金，我放在这不动，它自然会升。”

不过他也同意，人们现在过于聚焦在收藏部分，他提醒卡牌本身是“一样用来玩的东西”，无论对战还是交换卡牌，强调的始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陈朗熹说，一开始看到卡牌形成热潮后，他是感到开心的，但没想到后来炒卖风气会越吹越歪——现在卡牌潮正热，他却想退出这兴趣。

他很记得有一次，在一家卡店见到两名中学生在抽卡，每一抽要1500元，但最后得到的卡只值200元，“他面不改容”。

“如果卡牌变成一个纯粹炒卖、没有玩乐⋯⋯就不是一件好事了，”陈朗熹感到无奈，“他不会讲美感、不会讲卡效厉不厉害，这张卡在赛场上会不会容易赢一点⋯⋯但现在全部都只是讲钱”。

慢慢地，他已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有这个兴趣：“我觉得我是时候要退出了。”

面对市面的炒卖气氛，通用卡店第二代负责人Johnny表示这是“无可避免的”，但他相信市场会自我调节，而如果有小朋友抽卡后着重价值，他会引导小朋友：“如果你钟意，张卡就是无价宝。

“玩卡的初衷是要开心先。”

近年全球掀起一波集换式卡牌（Trading Card Game，TCG）热潮，从小朋友到大朋友都被吸引投入卡牌对战之中。但除了玩乐以外，更有不少人用来投资炒卖。

根据美国市场分析公司统计，2025年全球集换式卡牌市场规模达到约78亿美元，到2031年有望升至128.6亿美元。今年初，一张“插画家比卡超”更以1600多万美元拍卖成交，打破健力士全球交易收藏卡的最贵纪录。

一张卡由游戏变成资产，成为“纸上黄金”。BBC中文采访玩家、卡店店主以及经济学者，拆解卡牌热潮的起因以及热潮延续的可能性。

采访：余美霞

影片制作：林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