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译《月黑高飞》、台译《刺激1995》）修复版在中国内地公映，官方字幕的多处翻译选择随即引发网路热议。影片翻译、性别学者接受BBC中文采访，阐述了各自的理解。

500码被译成500米，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译成“牢笼驯化”，同性恋（homosexual）译成“不同的人”，queer译成“变态”，就连那句吐槽识字太难、“难得像中文”的台词，也被译成了“天书”。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queer一词。在现代语境中，这个词常被译作“酷儿”，是涵盖非传统顺性别、LGBT社群的伞式名词；在《剑桥词典》中，它作形容词时也译作“怪异的、古怪的”。平权运动之前，queer在英语世界带有明显贬义，是加诸LGBT群体的侮辱性称呼；平权运动之后，这个词被社群主动“解构”，重新赋予身分认同的含义，成为一种自我指称。

影片在中国重映之后，子墨（化名）在小红书、threads等平台发布对此次官方引进译制字幕的异见。子墨目前在浙江读书，曾在版权和“引进文化”问题上饱受争议的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担任翻译，自2018年起已翻译过数十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正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我觉得翻译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也是了解国外知识文化的重要途径，怎么可以把码译成米、英寸译成寸？”子墨告诉BBC中文，“公映版本的翻译和经典版完全不一样，让重看这部电影‘补票’的观众产生了文化差异感，甚至文化冲击。”

这部首映于1994年的奥斯卡经典，在中国内地此前32年间从未公映，观众主要通过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等民间管道观看。它也是豆瓣（中国影视评分网站）评分最高的影片：超过333万名用户为其打出9.7分（满分10分），高居全站榜首。

然而，这部经典之作的票房表现并不理想。据票房统计平台猫眼数据，上映5天（含周末）以来，累计票房仅1322.3万元，上座率仅1.5%，场均人次1.6人。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引进方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字幕翻译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旗下的上海电影译制厂负责——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译制厂之一，此前曾译制《简·爱》《巴黎圣母院》等经典影片。32年来首次公映，也意味着这是中国官方首次为这部经典影片提供“官方”翻译版本。

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包宏伟长期研究中国酷儿文化，他指出，尽管近年中国的酷儿空间持续萎缩、本土酷儿题材作品几乎无法公映，但西方酷儿电影和剧集仍保有有限的公映空间，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酷儿主题的作品。“《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带有酷儿隐喻的电影，其解读空间开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审查。”

上海一名长期与影院合作、从事地下放映的影视爱好者告诉BBC中文，他从已购票观影的朋友处得知了这些“不同以往”的译制字幕，感到十分不快。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受访。

“翻译成这样还要我去电影院‘补票’？想都别想，这简直是侮辱这部电影，侮辱观众。”他这样告诉BBC中文。

这样翻译，究竟有没有问题？

子墨在小红书发帖质疑后，引来上千条评论，支持与质疑的声音皆有。

包宏伟对BBC中文表示，不能简单为一个翻译版本贴上“好”或“坏”、“对”或“错”的标签。他以queer一词为例：这个词虽然带有偏见色彩，但放在影片设定的时代背景下，它本就是一个带有污名化含义的词，直到平权运动兴起，这个词才被重新解构，被赋予了今天“酷儿”的含义。

“翻译是其自身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译者似乎运用了特定的语言和文化策略来传达电影信息，有一定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够理解其中的文化指涉。”

在他看来，以“不同的人”指代同性恋，恰恰体现了译者对社会文化语境的高度敏感；而将“make love under tree”（直译应为“在树下做爱”）译成“许下终身”，则是运用了中国读者熟悉、具有本土色彩的表达方式。

“我认为这些不是带有偏见的翻译，而是有创造性的翻译，能呈现译者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对本土语境的敏锐感知。”包宏伟称。

子墨说，他也看到了这些评论，也理解背后的考量，但依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削弱、甚至抹去了LGBT社群的可见度。作为曾经的字幕组译者，他担心这样的翻译会让新一代年轻人意识不到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存在这样的社群，也让中国的LGBT社群即便走进影院，依然感觉自己“失声”。

“翻译有一种命名的能力。一个词、一个社群被如何命名，会为观众打开更多的可能性。一个可能被同性吸引的孩子走进影院，看到官方译制成这样，他会问：‘我到底哪里不一样了？’”子墨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字社会学讲师葛亮持相近观点。他认为，语言本身具有力量：在内地观众普遍英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更依赖字幕理解剧情，若queer被直接译为“变态”，将会对公众、尤其是尚处于自我探索期的年轻人，产生不利影响。

来自政府的审查

观众的呼声，在中国并不容易被听见。一部电影要走正规院线渠道与观众见面，需经过多重审核，其中最严格的两项，分别是发行数量审核和叙事内容审核。

前者是中国长期对进口电影实施的配额制度：它限制了能够通过院线直接触达观众的海外电影数量，客观上也催生了庞大的地下资源交换市场——子墨曾任职的人人影视、远鉴等各民间字幕组自行译制最新海外影视作品并带入国内流传。尽管这些字幕组在版权问题上饱受争议，但对于中国内地的大多数观众而言，它们的译制作品是连接国际影视的重要管道。

内容审核则是所有中外影视、书籍进入中国市场都无法绕开的关卡。在LGBT议题上，中国政府的公开表态一直讳莫如深，但在实际行动上态度明显。子墨认为，此次《肖申克的救赎》的翻译选择，正与这种氛围有关。

2004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直接将同性性行为定性为“性变态”；2014年“扫黄打非”行动中，LGBT相关内容遭到集中审查、清理；2025年，多地执法机关跨省抓捕海棠文学城的耽美（BL）写手，对描写同性感情的作者展开追捕与处罚，这一做法也被舆论称为“远洋捕捞”，即地方执法机关跨区域办案以创收。

“在当局的主导下，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性取向与性别表达，始终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如果官方翻译呈现的是这种态度，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它就是在这种逻辑下被制作出来的。”葛亮告诉BBC中文。

他同时指出，queer这个词本身在电影设定的时空语境下无关痛痒，这句台词原本也并非为LGBT群体发声。“很难判断这是否代表官方真正的立场，但我认为它反映的正是官方一贯‘不鼓励、不认可、不表态’的态度。”

“你说它是‘变态’，还是‘酷儿’，其实都无所谓，官方的态度始终是无所谓、不认可。”葛亮说。

子墨表示：“我不是要批判这位译者，我理解他的难处、考量与取舍。但我还是觉得，这么好的一部作品，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这个版本留下了一些遗憾。”

他同时强调，不该被忽视的是，对本土LGBT社群，尤其是年轻一代而言，某些表达方式消失后，往往会有另一些表达以转型的方式重新出现。

“一个真实的人，不会因为当局不允许表达情感，就突然没有了欲望，也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审美和爱情。他们只会把‘我是gay’转化成‘社会主义兄弟情’之类委婉的说法，继续寻找生存的土壤。就像queer这个词，也是从污名化的称谓，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社群的自我认同一样。”

台湾公共电视（公视）今年的政府捐助预算，经过数月审查后在立法院过关，但围绕公共媒体财源与独立性的争议并未落幕。

立法院于8月14日完成审议。文化部对公视编列了超过21亿元新台币（6630万美元；4.4亿人民币）的捐助预算，最终遭删减约2,185万元，另有2亿元遭冻结；国际传播平台TaiwanPlus的预算则遭删减2亿元。

此前，在野党曾提案删减并冻结逾10亿元，触发公视董监事会罕见地发表声明，警告删预算将重创公共媒体营运，波及影视产业与公民社会。公视制作人发起连署，超过15万人响应，包括柯佳嬿、连俞涵等多名艺人。

作为开播28年的公共媒体，为何台湾公视反复陷入预算争议？预算及董事会人事为何多次成为台湾朝野政党交锋的焦点？

公视的定位

回溯公视创立的历史，最初是在1980年代由时任行政院长提出，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状态，只允许党政军背景的电视台制播节目。解严后，官方的主导角色淡化，学术和艺文界积极参与游说《公共电视法》立法，促成公视成立。

公视于1998年正式开台，经费主要由政府捐助，但依法独立于政府运作，是台湾主要的公共媒体机构之一。旗下电视频道包括公视主频、公视台语台、小公视、客家电视台，以及国际影音平台的Taiwan Plus，员工超过一千人。

在新闻领域方面，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最新报告，台湾民众对新闻的整体信任度为25%，公视则为54%，居全台所有媒体之首。

公视也制作大量戏剧、纪录片及文化节目，包括儿童长寿节目《水果奶奶》，以及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人选之人》和《听海涌》等。

其中，2024年播出的《听海涌》，是台湾首次以二战台籍日本兵的经历改编的电视剧，引发社会讨论。当时有批评声音指该剧扭曲二战史观、丑化抗日英烈，在野党隔年提案删除公视的23亿预算时也提到该部作品“窜改历史”。文化界就质疑，政治干预公共媒体形同“复刻戒严”。

董事难产，为何成为预算争议？

公视承载了台湾社会对公共媒体的期待，但其董事人事及财源屡受政治牵动。今年的预算争议，就与董事会改选延宕直接相关。

公视董监事由行政院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各政党依比例推派的“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门槛是三分之二同意。

原董事会去年任期届满，但因国民党与民众党推派的审查委员未通过多数候选人，人数不足无法产生董事会。其后，部分审查委员不满文化部未先与在野党协商候选人名单而集体辞职，审查程序因此停摆，新任董事至今无法产生。现任董事会延任，以维持公视运作。

此前，文化部提名的董事名单包括客家籍作家高翊峰、原住民导演陈洁瑶、新住民纪录片导演阮金红，新闻传播方面有主播詹怡宜、台大新闻所教授林照真，以及音乐人黄韵玲、退役职棒球员彭政闵等。

在野党立委质疑，延任董事会缺乏正当性，并将董事会改选延宕列为删冻公视部分预算的理由之一。

公视董监事会、公视企业工会等则先后发表声明，强调董监事改选延宕的责任不在公视。公视依法无提名权，也不参与审查程序，却要承担预算遭删冻的后果。工会强调，过千名员工的工作权及节目内容产业链，可能因现金流中断而停摆。

“这次的僵局，是因为政党尝试影响董事人选。”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与董事的独立媒体人李志德向BBC中文指出，公视董事产生采两层结构：先由政党依比例推举专业审查委员，再由委员审查文化部提名的人选，原意是避免直接政治介入。

李志德当年是由国民党推荐提名为董事。他强调，公视法未规定董事人选需经政党协商，若将政党协商制度化，等同要求公视“退回比官方通讯社更受政治掌控的体制”，违背当初“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立法精神。

媒体趋势研究者黄哲斌向BBC中文表示，“公共电视和政治纠缠很久”，过去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届董事能顺利卸任，时常因新任董事会难产而延任。“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国会都会在人事或预算上提出挑战。不同政治力量常将人事审查权当成武器，公视董事的同意门槛又高，在朝野对立下更难运作。”

二十年的拉锯

这不是公视首次陷入预算争议。

公视总收入约九成来自政府相关的捐助与补助款（ 包含文化部与客委会等)，年度总预算规模约40亿至42亿元。

2025年，文化部提出对公视的23亿元政府捐助预算，国民党立委提案全数冻删，理由包括预算经费增加过快及部分戏剧节目“窜改历史”等。文化界两万多人联署，要求在野党“不要用意识形态毁掉文化产业” 。最终协商为删减2,300万元、冻结约5.7亿元。

更早之前，2007年民进党执政期间，立法院冻结公视政府捐赠款的一半、约4.5亿元，为期超过一年，并要求节目计画须经主管机关核可后才能动支，引发干预媒体独立的批评，民间发起“抢救公视、监督国会”游行。2009年国民党执政期间，国民党以国会多数通过修法，改变董事会结构，原董事长与新任董事爆发法律战，董事会运作陷入僵局，第四届董事延任近千日才完成改选。

公视研究发展部研究员程宗明向BBC中文表示，民主政治有不同意见，政治纷争是常态，但公视最大的危机在于财务，“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这样编列预算的”。

自2001年起，法律规定政府每年对公视的捐赠上限为9亿元，公视其后需申请各政府部会的专案补助，以弥补资金缺口。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的李志德说，这类补助案都有行政目的与绩效要求，多少会影响节目制播方向，因此公视长期希望争取提高预算补助。

直至2023年《公共电视法》修正，取消9亿元捐赠上限。修法后第一年，文化部编列公视捐赠预算有23亿；今年度预算则是21亿。

不过修法只松绑了“上限”，没有同步订出“下限”，也未随物价调整公式。

李志德形容，这相当于“拆掉天花板，却连地板也一并拆掉”，即政府可以多给，也可以“不想给就完全不给”。

程宗明指出，欧洲多数国家使用牌照费，向持有电视设备的家户征收费用；即使如此，费用调涨仍须经国会审查，但可能是几年一次，不像台湾的经费单一仰赖政府补助，且一年审查一次，“这样的干预性就比较高”。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也表示，公视每年的实际经费，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编列与立法院协商，只要公视的核心经费仍须逐年重新协商，类似的删冻攻防就会一再重演，“今年不是公视第一次陷入这种处境”。

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哪一届国会或哪一个党团删得比较多，而在于台湾至今没有建立一套兼顾经费稳定、民主监督与绩效问责的制度。

他建议公视建立“多年期资金协议”（multi-year funding settlement）的法定经费制度，预先确定一段期间内的经费基准、调整公式与例外条件，让年度预算依照既定法律框架编列，而不是每年从零开始议价，同时保留立法院、审计部门及社会的监督。

TaiwanPlus成为另一个争议点？

除了公视本身的10亿元预算争议，TaiwanPlus今年也成为立法院审查焦点。

TaiwanPlus是2021年蔡英文执政时成立的英语国际传播频道，最初由中央通讯社负责，2022年起改由公视承制，主要提供英语时事内容，并向海外观众介绍台湾。

蔡英文当时曾表示，TaiwanPlus配合台湾推动中的“2030双语国家政策”，同时在地缘政治紧张之际“传递属于台湾的观点，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TaiwanPlus最新年报显示，该平台的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超过16万，观众来源主要是美国、印度及菲律宾，成立四年以来累积逾4.1亿次观看。

该平台的效益一直引发争议。国民党立委罗智强曾批评，TaiwanPlus成立至今投入98亿元经费，但效益低落，若短期内无法有效改革，文化部应严肃思考是否让这场“灾难”继续。

学者罗世宏则认为，TaiwanPlus的定位与成效固然可接受检验，但政策评估与年度预算删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工具，“预算杯葛容易让机构沦为单一年度的政治筹码”。

他指出，立法院并未建立完整绩效评估，也没有替代方案，却近乎全数删除补助，效果更接近“以预算决定机构存废”，而非负责任地调整政策。

全球公共媒体的压力

放眼国际，台湾公视的处境并非孤例。

黄哲斌观察，全球公共媒体近年承受的压力，多来自政治极化，当朝野对抗激化时，受到政府资源或法令特许的公共媒体，就会成为政党博弈目标。

除此之外，“资讯个⼈化”也影响了公共媒体的价值。黄哲斌表示，资讯个人化与注意力经济，稀释了公共媒体的社会角色。当注意⼒碎⽚化、数位讯息供过于求，传统公共媒体的触及率随之下降，也让政治人物更容易以“跟不上时代”为由，质疑其存在必要，公共媒体的“公众服务性格”也会被低估。

黄哲斌对BBC中文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主张以纳税人的钱补贴媒体“荒谬且过时”，推动国会删减预算，让“公共广播公司”（CPB）的核心资金全面中止。这家营运近60年、资助NPR、PBS及全美逾1,500家地方公共电台的机构，在2026年1月由董事会投票解散。

南韩的压力则来自政府政策的直接介入。黄哲斌解释，前总统尹锡悦任内，下令将公共媒体收视费从电费帐单中分离、个别征收，收费率从九成以上骤降至约八成，KBS财源明显受挫。

中东欧方面，程宗明说匈牙利执政党修法，将公共媒体的董事会与监理机构全数纳入行政体系，使公共媒体成为执政者的传播工具。波兰公共电视台TVP，也曾在执政党修法下被改造为“国家电视台”，直到政党轮替后才逐步恢复独立。

但也有正面的例子。黄哲斌举例，瑞士曾有极右派政党提案，要将家户收视费砍半，最终交付公投，遭多数选民否决。澳洲曾在保守党执政期间删减公共广播预算，政党轮替后，新政府不仅恢复预算，还修法将逐年审查制，改为五年一次的资助协议。

黄哲斌认为，相较于商业媒体，民众对于公共媒体的信任度仍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声援台湾公视的连署数天内突破15万人。“公共媒体的社会功能与信任属性并未消失，各国支持公共媒体的民意仍是主流。”

美国丹佛市的一个孩子称她为“图书女王”。

阿拉巴马州的另一位居民称她为“多莉女士”。

在地球另一端的澳洲，一位患有语言发育迟缓的幼儿在收到一本免费邮寄的颜色书籍后，说出了她的第一个字——“橙色”，这让她的家人欣喜不已。

这本书来自“想像图书馆”（Imagination Library），这是已故国际巨星多莉·帕顿（Dolly Parton；桃莉·巴顿／桃丽·芭顿）发起的一项识字计划。

刚离世的帕顿女士享年80岁。她是在1995年发起这项慈善活动，以纪念她的父亲——她父亲在美中西部阿巴拉契亚山区（Appalachian）艰难的成长经历使他从未完成学业，也从未学会读写。

“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但我内心深处知道，他不识字可能使他无法实现所有的梦想，”帕顿在想像图书馆网站上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激发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因此成了我的使命。”

“想像图书馆”每月免费寄一本图书给0至5岁的儿童。

该计画最初在帕顿长大的田纳西州塞维尔县（Sevier County, Tennessee）启动，随后于2000年扩展到全美。

该计画与当地组织合作，于2006年在加拿大启动，隔年在英国启动，随后于2013年在澳洲启动，并于2019年在爱尔兰启动。

到2025年，当想像图书馆庆祝成立30周年时，据该组织称，它已经分发了超过3亿本图书——相当于每78秒便寄出一本书。

对于收到故事书的家庭来说，这些故事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在的行政区里的每个家庭都能轻易获得这些书籍，”伦敦一名两个孩子的母亲哈里特·安斯康姆（Harriet Anscombe）说道。

她的四岁女儿从三个月大起就开始收到“想像图书馆”的书。

免费书籍帮助安斯康姆养成了以阅读为中心的睡前习惯。

这名母亲告诉BBC：“我想如果我没买那些书，可能要等到女儿两岁才会开始给她讲睡前故事——但正因为我们很早就买了这些书，所以从她几个月大的时候起，讲故事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女儿可能都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给她说故事了。”

大约八年前，法伯女士（Ciara Fernandez Faber）在科罗拉多州为儿子报名参加了“想像图书馆”活动之后，阅读也成为了她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来，她儿子最喜欢的书是帕顿本人创作的《我是一道彩虹》。

“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读这本书，我从来不会厌倦给他读这本书，”42岁的法伯说。

“这是一本关于不同情绪的书，所以我们会表演不同的情绪，做出不同的表情，”她说。

“书的最后有一段多莉写的摘录，她说每个人都有五彩缤纷的情感，我们会读这段话——孩子总是会指着她的照片说：这是图书女王。”

像法伯一家这样的家庭一再称赞这些书籍的精心挑选——详细说明了这些主题如何帮助他们的孩子不仅提高阅读能力，还能促进他们的社交和情感发展。

譬如，来自爱尔兰都柏林的海伦（Helen Cashell）向BBC说：“很多书中都探讨了一些主题，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问题。”

她为自己的两个孩子（现在分别是七岁和五岁）报名参加了这个计画。 “无论是同性家庭还是不同类型的家庭，都涉及到勇敢、勇气、校园霸凌以及不同的身份认同。”

作家塞琳娜·布朗（Selina Brown）的著作《我的米饭最好吃》（My Rice Is Best）被“想像图书馆”选中发行，她指出这本书的故事情节以黑人主角为主角。

该计划还有助于推广像她这样的作家。由于入选，“这意味着我的书已经向英国的孩子们寄送了1.4万本”。

她告诉BBC说：“要在瓦斯、电力、食物或书籍之间做出选择，你最终会选择一项核心需求——但有了想像图书馆，你就不必这么做了！”

在澳洲雪梨市中心，初为人母的佩吉·史都华（Paige Stewart）看到孩子们透过该计画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惊讶。

她的双胞胎女儿现在四岁了，“说话比较晚，学习也有些困难”——但史都华注意到在第二本书出版后情况有所变化。

“孩子们不仅从那本书里学会了颜色⋯⋯这本书也奠定了他们说话的基调，并激发了他们对书籍的热爱。”

她已成为该计画的积极倡导者，并告诉其他人：“说真的，这真的很有帮助。”

阿拉巴马州的祖母克里斯蒂娜·哈德利（Kristina Hadley）也向亲友推广这个项目，甚至将“想像图书馆”融入婴儿礼物中。

“我会打开想像力书籍网站，把它印出来，装进相框里，再买一些新生儿书籍之类的东西，把它放在那里，作为给新妈妈们的建议，”53岁的哈德利说道。

她甚至在孙女艾莉·伊莱恩（Eillie Elaine）出生前就为她报了名，当时她快三岁了。现在，在她们共同居住的家中，这个孩子拥有了自己的书架——“其中整整一层都用来放她的多莉系列书籍”。

“她喜欢去邮箱拿信，然后她会喊：多莉小姐！多莉小姐！。我就会说：那我们去看看多莉小姐有没有给你寄来书！”

作为帕顿的铁粉，哈德利女士哽咽着讲述了她上班时，一位朋友发短信告诉她这位女歌手离开人世的消息。

她说，“想像图书馆将使她的记忆在年轻一代中得以延续，我希望并祈祷这项事业能够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

这是帕顿在幕后默默打造的传奇，她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主宰了西方流行文化。

“我最欣赏她的一点是，她做任何事都不是为了获得认可，”来自加拿大曼尼托巴省，67岁的杰夫·布莱克林（Geoff Blacklin）说道。

他和妻子在当地一位医生将“想像图书馆”计画引入他们地区后，就给他们的孙辈报读了该计画。

布莱克林向BBC说：“她给予家庭的不仅仅是书籍，她还让孩子们爱上了阅读，让他们拥有了与亲人共度的珍贵时光，并给了他们学习和梦想的机会。”

这样的家庭故事和感激之情无疑地会让帕顿在天之灵感到欣慰。计画项目的扩展真正实现了她自己的梦想。

帕顿在想像图书馆的网站说道：“一开始，我只是希望能够激励我故乡的孩子们。但如今我们已发展成全球性的项目，每月为超过300万名孩子提供一本书，”——同时她也特意感谢了合作伙伴，“他们接受了我的梦想，并将其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梦想”。

这一切的核心始终是她对孩子的爱——以及她对父亲的爱。

“在我爸爸临终前，他告诉过我，‘想像力图书馆’可能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帕顿写道。

“我无法告诉您这对我的意义有多重大，因为我创建想像力图书馆是为了纪念我的父亲。”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没有什么投资产品可以涨到这样，你开几多杠杆都不会升40倍。”陈朗熹2022年花了1000港元买了一张浮世绘比卡超，今年一度涨到了4万港元（5100美元美元；3.43万元人民币；16.18万元新台币）。这让他十分慨叹。

近年全球刮起一波卡牌热潮，香港也不例外。今年32岁的陈朗熹玩了卡牌5年，至今已经花超过16万港元买卡。他一开始只是和朋友对战，后来发现原来卡牌也能如此赚钱。

新冠疫情过后，卡牌的价值升幅速度惊人。一家美国市场分析公司统计，2025年全球“集换式卡牌”（Trading Card Game, TCG）市场规模达到约78亿美元，到2031年有望升至128.6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4045亿元新台币；1000亿港元）。

这种原本属于小朋友的游戏，突然变成“纸上黄金”。看着飞涨的价格，有人视它为投资收藏工具，甚至有商人扬言要把香港打造成亚洲最大的卡牌交易中心。是什麽促成卡牌热潮？这个热潮又能否长久维持下去？

疫情后突然“火了”

7月的一个星期三下午，位于九龙长沙湾的天悦广场灯光昏暗、人烟稀少，但到了傍晚下班时分，这里就会“活过来”，全因这里是香港集换式卡牌集中地。

陈朗熹对这里已经十分熟悉，知道哪一家最便宜、哪一家卡牌最齐全。一开始玩卡牌，他说是心血来潮、也想“报复童年”。

他回忆，小学时身边已经有人抽卡包，纯粹为了开包带来的快感，“你不太知道哪一张价格高、哪一张厉害”。但当年一个卡包要十多港元，对小学生来讲相当昂贵，陈朗熹没有养成这一兴趣。一直到长大以后，抽了一次卡包就重新迷上。他闲时会约朋友一起组牌、对战。

市面的卡牌种类很多。现时最流行的 Pokémon（宝可梦）卡、海贼王（One Piece）卡等都属于集换式卡牌。这些卡牌有一定的功能——“开卡包”是玩家收集新牌的方法，之后再和其他人对战。而“非集换式卡牌”则有明星卡、运动卡等。

事实上，卡牌一早于1990年代风行美国，之后再慢慢吹到亚洲地区。

在香港，大众对卡牌的初印象大概来自文具店、玩具店门外的一台“扭卡机”——又因娱乐杂志出版社参与推广缘故而被惯称“Yes!Card机”：1元抽一张。当时卡牌已经有分闪面、透明和夜光等稀有样式。

位于新界荃湾的通用卡店至今经营35年，是香港最早的卡店之一。店舖前身是文具店，1990年代，老板乐哥就是看到小朋友追捧“龙珠万变卡”和明星卡后，决定把店转型。

“香港（当时）很流行明星周慧敏、‘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 那时候很多人很喜欢追星⋯⋯但后来日本的动漫开始兴起《龙珠》、《美少女战士》，那男的就玩龙珠，女的就玩美少女、Yes!卡。”

乐哥说，人群从8岁到20岁都有，但随着网络游戏流行，玩卡的人变少，生意曾低落过。不过新冠疫情却令热潮回归。乐哥的儿子Johnny也在疫情时回到店里帮忙。他说销量增加了至少60%。

陈朗熹也感觉到这个变化。“（当你）开始看到不应该卖Pokémon卡的地方都卖时，比如街市、报纸摊开始有卡包，你就感觉到那件事开始火了。”

一张纸的价值

今年31岁的Eric，在2024年开了一家卡店KaBoom，店面分成两半：一边是放满卡的玻璃柜，另一边放了数十张桌子，供玩家日常对战。现在每星期店里都会举办两场对战赛，同时也有资助香港选手出战大赛。

Eric说，以前玩卡的人都被贴上宅男标签，“今时今日就真的不同了，我不会预见现在坐在我对面和我玩卡的那位是一个律师、一个医生或者发型师”。

在他看来，疫情限制了大家外出、少了很多娱乐的选择，让二次元文化变得普及。Eric说，到店里对战的除了年青人，也有像陈朗熹一样想重拾儿时回忆的爸爸们。

但今天卡牌市场与9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再只有“玩”这个用途——当不同类型的卡牌以高价成交的消息走入大众视野，改变了大众看卡牌的视角。

2021年，一张美国NBA职业篮球运动员斯蒂芬·库里（Stephen Curry；史蒂芬·柯瑞／史提芬·居里）的球星卡卖得590万美元，打破球星卡历史成交纪录；2022年，YouTuber兼职业摔角手卢根·保罗（Logan Paul）以530万美元购入“插画家比卡超”（Pikachu Illustrator）Pokémon卡。

“人们开始真的意识到，原来一张纸、一张卡是真的可以这么有价值。”Eric说。

陈朗熹形容自己玩卡的三个进程：和朋友对战、看到漂亮的卡想收藏，后来才发现卡牌也能赚钱。

卡牌有价有市。在香港二手交易平台上，陈朗熹发现自己花40港元买来的卡包，可以卖到120元，“而且很快就成功卖了出去”。他开始留意市况，去旅行时也会搜集当地的卡牌，带回香港赚价格差，“可能是赚个50、100块”。

但那时的他，还不会料到这些卡牌即将溢价百倍。

一张卡牌的价值，稀有度只是第一步。Eric说，卡牌的语言、角色受欢迎程度都会影响价格。他解释，例如日文版Pokémon卡面向全球市场，买家较多，比起只有华人受众的中文版，价格较高。

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有鉴定。

“很多卡鉴定完的价值会翻倍，多数都会。”陈朗熹说。

总部位于美国的鉴定公司CGC（Certified Guaranty Company），过去主打提供钱币和漫画鉴定服务。公司由2020年开始加入卡牌鉴定，至今鉴定全球超过1700万张卡。

公司验证专员李显澄向BBC中文分析，与钱币比较，收藏卡牌的人群相较年轻，而卡牌在市面的流通性较大、交易方便，所以人群增长迅速。另外，加上卡牌公司持续推陈出新，有助于维持热潮。

鉴定的流程是这样的：人们在卡包开出后的原始卡牌，俗称叫做“裸卡”（RAW卡），作为第三方机构的鉴定公司在收到卡牌后，会按图案居中度、表面情况、边角的锐利程度以及边缘破损情况来评分——10分代表完美无瑕，但若稍有微小瑕疵就掉到9分或更低。

完成鉴定之后，公司会在卡牌外面套上一层硬壳，并贴上印有分数和鉴定编号的标签。李显澄说，鉴定公司的存在也是为卡牌拥有者确认卡牌真伪，排除交易时不必要的争拗。

“因为它（鉴定后卡牌）有认受性，这样就再帮卡牌再升级到一个收藏的层次。”Eric以一张“超级喷火龙X ex 黑喷”为例，未经鉴定的日文版裸卡大约售5450港元，但经鉴定为10分的卡定价为8540元，溢价超过88%。

未来是黄金还是废纸？

正是这种价格升值把越来越多人拉进市场。近年，全港各区都有不少卡店开张，有些更开在铜锣湾等中心地带，也有商人提出要把香港打造成亚洲卡牌交易中心。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萃才向BBC中文表示，无关税、资金自由进出、物流发达都是香港发展卡牌经济的独特优势。但收藏式卡牌与古董一样属于“另类投资”，市场规模有限、受受众影响，也有“兴衰的时间”，很难可以成为主流经济活动。

“所谓的热潮总有一个时间性，你可能玩三两年，是好热，但之后可能完全没有生意，那你又怎么办呢？”

而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麦萃才指卡牌扣连动漫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但每个IP的寿命不同。他举例，如漫威（Marvel）与 DC漫画都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公司，它们的产品横跨不同世代，热潮的持久性强，不过有些就“可能昙花一现”。

麦萃才指出，投资者能否从中获利或管理风险，很看重其对物品的熟悉程度和触觉。

为了纪录自己的卡牌收藏与卖出，陈朗熹自玩卡以来开了个Excel表格，上面划分好购入的卡牌种类、买卖价格和成本收益。

陈朗熹说，自己积存过不少“蟹货（被套牢）”。2023年，印有小精灵训练员的宝可梦人物卡大热。眼见市场旺盛，陈朗熹很快投入了两、三万买训练员卡。但他没料到到了年末，价钱已经大跌。

今年，他以亏本价7000港元卖掉所有训练员卡。“我在Excel表格里写：‘血的教训’”。

“它跟股票不同，股票跌了，你按一个键就可以卖出去。但是这些（卡牌）实体东西，它可以没人要的。”

看着市场炒卖风气，陈朗熹觉得现在一股劲地加入市场的人或过于轻率。“他们不怕，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跌（市）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们经历过，就会知道你的卡（价格）多低都可以突然没人买。”

麦萃才提醒，能在二手市场以上百万卖出的卡牌属例“很罕见的例子”，另类投资产品有周期和热潮，“你懂得‘上车’就要懂得‘下车’。你不懂下车的话，你就要（和时间）斗长命了。”

物极必反？“玩卡最初衷是要开心”

坚守的人最后或会得到胜利。

对于资深玩家Eric来说，未来热潮或会冷却一点，但他仍然相信卡牌的价值。“Pokémon这件事实在太‘国民’，太深入民心了，我不会想像到它完全没有人喜欢那一天，没有可能发生的这件事的。”

Eric明白，外界对这热潮炒卖投资的质疑，但他形容卡牌对他来说是一种“信仰”——相信它的价值会稳步上升。“我自己收藏，是把目光放到好多年之后⋯⋯它在我眼中他就是黄金，我放在这不动，它自然会升。”

不过他也同意，人们现在过于聚焦在收藏部分，他提醒卡牌本身是“一样用来玩的东西”，无论对战还是交换卡牌，强调的始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陈朗熹说，一开始看到卡牌形成热潮后，他是感到开心的，但没想到后来炒卖风气会越吹越歪——现在卡牌潮正热，他却想退出这兴趣。

他很记得有一次，在一家卡店见到两名中学生在抽卡，每一抽要1500元，但最后得到的卡只值200元，“他面不改容”。

“如果卡牌变成一个纯粹炒卖、没有玩乐⋯⋯就不是一件好事了，”陈朗熹感到无奈，“他不会讲美感、不会讲卡效厉不厉害，这张卡在赛场上会不会容易赢一点⋯⋯但现在全部都只是讲钱”。

慢慢地，他已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有这个兴趣：“我觉得我是时候要退出了。”

面对市面的炒卖气氛，通用卡店第二代负责人Johnny表示这是“无可避免的”，但他相信市场会自我调节，而如果有小朋友抽卡后着重价值，他会引导小朋友：“如果你钟意，张卡就是无价宝。

“玩卡的初衷是要开心先。”

近年全球掀起一波集换式卡牌（Trading Card Game，TCG）热潮，从小朋友到大朋友都被吸引投入卡牌对战之中。但除了玩乐以外，更有不少人用来投资炒卖。

根据美国市场分析公司统计，2025年全球集换式卡牌市场规模达到约78亿美元，到2031年有望升至128.6亿美元。今年初，一张“插画家比卡超”更以1600多万美元拍卖成交，打破健力士全球交易收藏卡的最贵纪录。

一张卡由游戏变成资产，成为“纸上黄金”。BBC中文采访玩家、卡店店主以及经济学者，拆解卡牌热潮的起因以及热潮延续的可能性。

采访：余美霞

影片制作：林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