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亚伯拉罕·林肯号”（USS Abraham Lincoln）在海上连续航行250天、期间未曾停靠港口。9月2日，该母舰终于抵达泰国，近5,000名船员得以上岸休息。

这艘美国航母于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港（Port of San Diego），原定在太平洋和南中国海执行为期六个月的任务。然而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后，军舰被调往波斯湾。

部署原定于5月结束，之后获多次延长。据军事新闻媒体报导，航母上的数千名水兵面对食物短缺及恶劣的生活条件，部分人曾出现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人试图跳海。

目前航母预定9月6日离港返回圣迭戈港。其在中东的任务则由“华盛顿号”接替。

美军水兵抵达泰国芭堤雅

乔纳森·赫德（Jonathan Head）

BBC驻东南亚特派记者

9月2日，“林肯号”军舰停靠在泰国海滩度假胜地芭堤雅（Pattaya）附近。

芭堤雅以喧闹的夜生活和性旅游闻名，而对美国来说，这里也有着强烈的历史回忆。

当疲惫的水兵走进市内的酒吧和餐厅时，他们踏足的正是数十年前数十万名美军士兵在越战期间前往休假和放松的地方。

当年，美军的到来令芭堤雅从一个宁静的渔村，变成全球最著名、最喧闹的娱乐城市之一。如今，通往海滩、霓虹灯闪烁的巷道比平日安静许多。市内著名的步行街上的酒吧仍然在墙上播放女子跳钢管舞的影片，试图吸引顾客进店。

但前来光顾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似乎是来自中东的家庭旅客，他们对土耳其雪糕摊的兴趣似乎更胜于那些酒吧。

伊朗战争影响了当地旅游业和消费，令芭堤雅的商户受到沉重打击。如今，数千名在海上执勤九个月、期间几乎没有消费机会的美国水兵即将到来，对当地商户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虽然泰国与中国关系密切，但泰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友，美国海军军舰到访当地港口并不罕见。但自1975年西贡陷落（The Fall of Saigon）以来，这次很可能是最大一批直接从战区前往芭堤雅的美军人员。

“这次到访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在步行街附近一家珠宝店售卖宝石的阿农·赛提尔（Anon Saiteer）说。他的店舖挂起大型告示，欢迎美国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到来，并提供特别折扣。“我们没有甚么可以输的——只希望他们能在这里花点钱。”

但美国和泰国官员正努力确保这次访问，不会出现任何与芭堤雅色情娱乐有关的新闻标题。

泰国当局表示，美军人员将不得前往部分地点。其中之一是通往主要海滩的六巷（Soi 6），该处以集中大量成人娱乐酒吧而闻名。

泰国警方已提醒到访的美军人员，卖淫在泰国属于非法行为。不过据估计，芭堤雅实际上有约2.5万至5万名性工作者。其中许多人在六巷工作，她们会站在酒吧外招徕顾客。

芭堤雅众多的大麻店同样被列为美军人员禁区，滑翔伞和水上电单车等海上活动也在禁止之列。

“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芭堤雅市长帕拉梅斯（Poramase Ngampiches）向BBC表示。“美军已经做足功课。”

美国海军武官克里斯多福·罗宾逊（Kristopher Robinson）拒绝回答BBC有关美军人员被禁止参与哪些活动的问题。

他改为表示，美军人员将“按照美国法律、美国海军规例以及泰国法律行事”。他说：“我们希望尽可能让水兵有更多休息的机会。”

美国海军已安排接驳巴士，在航母停靠泰国期间，每天凌晨5时至翌日凌晨2时往返港口和芭堤雅。

另外，当局指定了两间酒店，供希望在岸上过夜、享受较高消费的人员入住。泰国当局已部署数百名警员，在市内娱乐区巡查，并提醒当地商户不要向美国客人收取过高价格。

芭堤雅市长帕拉梅斯表示：“50至60年前，美军人员到访芭堤雅，把这座城市带向世界，也令它成为旅游景点。”

“我们必须坦白，这座城市以酒吧女郎闻名。我们明白这些刻板印象，也无法阻止这种印象存在。”

“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展示芭堤雅已经改变。我们现在还有其他东西，例如体育活动、研讨会、健康养生以及适合家庭参与的活动。这是一个各种元素融合的城市。”

两国都希望，当“亚伯拉罕·林肯号”在9月6日开始横越太平洋、踏上漫长回程时，船上的船员已经得到充分休息、恢复精神。

美国海军承认船员的工作条件艰苦，但表示已提供足够支援。不过，海军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就航母停靠芭堤雅一事向BBC置评。

“林肯号”由“华盛顿号”接替

美国海军的航母部署通常约为6个月。

7月， 多间军事新闻媒体陆续报导，多名水兵家属表示亲人在船上出现严重心理压力——当时水兵在海上服役时间已连续超过250天。

据报，船上出现卫生条件欠佳、很少靠港、管道故障、疲劳，以及新鲜食物短缺等问题。

一名“林肯号”水兵的亲属稍早前接受BBC访问时表示，其家人在军舰出海后体重下降65磅（29公斤），并因飞机噪音及船身持续震动而感到极度疲惫。

这名亲属因担心遭到报复而要求匿名。他表示，亲人证实船上有人出现严重心理危机。

杰弗逊·凯利（Jefferson Kelly）的儿子杰克逊（Jackson）在“林肯号”服役。他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他在儿子出海接近9个月后开始感到担忧。

他说：“他们不应该部署这么长时间。这些都是老旧军舰，并不是甚么最先进的装备。它们需要大量维护工作，而且是全天候的。”他又说，“如果意味着可以让儿子回到母亲、兄弟姊妹及家人身边，我今晚就会坐飞机或直升机前往。”

美国海军曾承认在与伊朗的战争期间，船上物资供应受到“战事行动干扰”，但否认“林肯号”出现心理健康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否认水兵家属对亲人福祉感到忧虑，也否认部署时间过长。他曾向记者表示：“远远不够长。”

民主党国会议员则对船上状况表示关注。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曾致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和海军部长高雄（Hung Cao），表示有关物资短缺和恶劣生活条件的报导“值得立即关注”。

他又说：“但它们也提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美国海军能否维持目前对航空母舰部队所要求的作战节奏？”

赫格塞斯则表示，部分媒体报导“完全被歪曲”。他告诉记者，美国政府正确保“每一艘船、每一支船员队伍、每一名舰长，在每一个时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目前“乔治·华盛顿号”（USS George Washington）已接替“林肯号”驻守中东。8月21日，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在社群媒体平台X发文表示，“华盛顿号”抵达战区执行任务。

“乔治·华盛顿号”原来驻守日本横须贺的海军基地，在太平洋地区巡航。在接替“林肯号”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部署任何航空母舰。而在抵达中东后，美国在当地将有三艘航空母舰，包括“乔治·H·W·布殊号”（USS George HW Bush）。

补充报导：BBC泰语（BBC News ）记者南甘帕特·帕昌（Nongnapat Pat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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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亲密盟友，他敦促普京结束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战争每持续一天，人类文明就倒退一步；而迈向和平的每一步，都会为人类带来新的希望与热情。”莫迪周一（8月31日）如是说。

莫迪所在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自俄罗斯进口的折扣石油。自2022年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以来，莫迪已多次向普京提出过类似的呼吁。

BBC驻德里和莫斯科的记者，分析了莫迪此次重申和平呼吁背后的原因，以及普京的回应。

BBC印度数字编辑维卡斯·潘迪（Vikas Pandey）

德里报导

莫迪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表态并不令人意外，也不代表印度外交政策发生任何策略性转变。

事实上，早在2022年，当时冲突爆发不到一年时，莫迪就曾在一场地区峰会的边会上公开对普京表示：“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

但若将莫迪此前或当下的表态，解读为对普京或俄罗斯战略的拒斥，未免过于简化。西方国家一直向莫迪施压，要求他对这场战争表明清晰立场——但德里方面大体上保持中立，转而呼吁通过对话结束战争。

这一立场并未讨得多数西方国家欢心，但它们仍持续拉拢莫迪与印度——毕竟印度经济体量庞大、增长迅猛，难以被忽视。

在此背景下，莫迪此次表态不能被视为讨好第三方国家之举。

若要说有什么意涵，这番表态恰恰符合印度长期奉行的战略自主政策。这也引出一个问题：莫迪为何要就这场战争如此公开地表态？

答案在于俄印两国源远流长的关系——即便双方在地缘政治上视角不同，两国通常也能找到合作之道。过去30年间，尽管德里与欧美关系日益密切，莫斯科依然是印度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德里是金砖国家（BRICS）机制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与俄罗斯、中国同属其中；同时，德里也与这两国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但与此同时，德里也是由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莫斯科对此一直心存不满。

尽管如此，莫斯科与德里往往能够化解这些分歧。而且，俄罗斯目前仍供应印度约40%的国防进口，并持续稳定地满足德里的能源需求。

因此，外界预计莫迪此次表态不会在俄印关系中引发裂痕，分析人士也认为，这番言论不太可能让普京及其外交官感到意外。

至于西方国家及莫迪在印度国内的批评者，他们则会认为，这位总理本应在对战争的谴责上表现得更加直接。

BBC俄罗斯编辑史蒂夫·罗森伯格（Steve Rosenberg）

莫斯科报导

这并非外国领导人首次公开敦促普京结束乌克兰战争。

就在五周前，哈萨克斯坦总统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曾建议普京冻结冲突、重返谈判桌。

他没有这么做，至今也没有。

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公开的和平呼吁能够改变普京的算盘。

面对莫迪呼吁停止敌对行动的表态，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回应道：

“非常感谢，总理先生。我们正沿着这条道路向前推进。”

有礼貌，但含糊其辞，且不作任何承诺。

毕竟，一条道路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非常长。

“向前推进”，究竟以什么样的速度？

更关键的是，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

所有迹象都表明，俄罗斯领导层依然坚信自己正走在通往乌克兰军事胜利的道路上。若以和平的措辞来包装，那便是“向前推进”迈向一种由军事胜利所主导、按俄罗斯条件达成的和平。

因此，眼下这场战斗仍将持续下去。

尽管历经四年半多的战争、承受巨大的军事损失，克里姆林宫至今仍未能取得胜利。

尽管乌克兰已成功将战火带回俄罗斯本土——例如，通过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的远程无人机打击，在全国各地引发了燃料短缺和加油站排长队的现象。

近日，俄罗斯已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势。

“在（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之后，”《生意人报》（Kommersant）周二（9月1日）早晨写道，“俄方确信，在这场军事对抗中，时间正站在对基辅不利的一边。”

只要普京依然这么认为，他就不太可能愿意暂停这场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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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译《月黑高飞》、台译《刺激1995》）修复版在中国内地公映，官方字幕的多处翻译选择随即引发网路热议。影片翻译、性别学者接受BBC中文采访，阐述了各自的理解。

500码被译成500米，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译成“牢笼驯化”，同性恋（homosexual）译成“不同的人”，queer译成“变态”，就连那句吐槽识字太难、“难得像中文”的台词，也被译成了“天书”。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queer一词。在现代语境中，这个词常被译作“酷儿”，是涵盖非传统顺性别、LGBT社群的伞式名词；在《剑桥词典》中，它作形容词时也译作“怪异的、古怪的”。平权运动之前，queer在英语世界带有明显贬义，是加诸LGBT群体的侮辱性称呼；平权运动之后，这个词被社群主动“解构”，重新赋予身分认同的含义，成为一种自我指称。

影片在中国重映之后，子墨（化名）在小红书、threads等平台发布对此次官方引进译制字幕的异见。子墨目前在浙江读书，曾在版权和“引进文化”问题上饱受争议的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担任翻译，自2018年起已翻译过数十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正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我觉得翻译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也是了解国外知识文化的重要途径，怎么可以把码译成米、英寸译成寸？”子墨告诉BBC中文，“公映版本的翻译和经典版完全不一样，让重看这部电影‘补票’的观众产生了文化差异感，甚至文化冲击。”

这部首映于1994年的奥斯卡经典，在中国内地此前32年间从未公映，观众主要通过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等民间管道观看。它也是豆瓣（中国影视评分网站）评分最高的影片：超过333万名用户为其打出9.7分（满分10分），高居全站榜首。

然而，这部经典之作的票房表现并不理想。据票房统计平台猫眼数据，上映5天（含周末）以来，累计票房仅1322.3万元，上座率仅1.5%，场均人次1.6人。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引进方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字幕翻译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旗下的上海电影译制厂负责——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译制厂之一，此前曾译制《简·爱》《巴黎圣母院》等经典影片。32年来首次公映，也意味着这是中国官方首次为这部经典影片提供“官方”翻译版本。

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包宏伟长期研究中国酷儿文化，他指出，尽管近年中国的酷儿空间持续萎缩、本土酷儿题材作品几乎无法公映，但西方酷儿电影和剧集仍保有有限的公映空间，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酷儿主题的作品。“《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带有酷儿隐喻的电影，其解读空间开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审查。”

上海一名长期与影院合作、从事地下放映的影视爱好者告诉BBC中文，他从已购票观影的朋友处得知了这些“不同以往”的译制字幕，感到十分不快。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受访。

“翻译成这样还要我去电影院‘补票’？想都别想，这简直是侮辱这部电影，侮辱观众。”他这样告诉BBC中文。

这样翻译，究竟有没有问题？

子墨在小红书发帖质疑后，引来上千条评论，支持与质疑的声音皆有。

包宏伟对BBC中文表示，不能简单为一个翻译版本贴上“好”或“坏”、“对”或“错”的标签。他以queer一词为例：这个词虽然带有偏见色彩，但放在影片设定的时代背景下，它本就是一个带有污名化含义的词，直到平权运动兴起，这个词才被重新解构，被赋予了今天“酷儿”的含义。

“翻译是其自身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译者似乎运用了特定的语言和文化策略来传达电影信息，有一定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够理解其中的文化指涉。”

在他看来，以“不同的人”指代同性恋，恰恰体现了译者对社会文化语境的高度敏感；而将“make love under tree”（直译应为“在树下做爱”）译成“许下终身”，则是运用了中国读者熟悉、具有本土色彩的表达方式。

“我认为这些不是带有偏见的翻译，而是有创造性的翻译，能呈现译者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对本土语境的敏锐感知。”包宏伟称。

子墨说，他也看到了这些评论，也理解背后的考量，但依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削弱、甚至抹去了LGBT社群的可见度。作为曾经的字幕组译者，他担心这样的翻译会让新一代年轻人意识不到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存在这样的社群，也让中国的LGBT社群即便走进影院，依然感觉自己“失声”。

“翻译有一种命名的能力。一个词、一个社群被如何命名，会为观众打开更多的可能性。一个可能被同性吸引的孩子走进影院，看到官方译制成这样，他会问：‘我到底哪里不一样了？’”子墨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字社会学讲师葛亮持相近观点。他认为，语言本身具有力量：在内地观众普遍英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更依赖字幕理解剧情，若queer被直接译为“变态”，将会对公众、尤其是尚处于自我探索期的年轻人，产生不利影响。

来自政府的审查

观众的呼声，在中国并不容易被听见。一部电影要走正规院线渠道与观众见面，需经过多重审核，其中最严格的两项，分别是发行数量审核和叙事内容审核。

前者是中国长期对进口电影实施的配额制度：它限制了能够通过院线直接触达观众的海外电影数量，客观上也催生了庞大的地下资源交换市场——子墨曾任职的人人影视、远鉴等各民间字幕组自行译制最新海外影视作品并带入国内流传。尽管这些字幕组在版权问题上饱受争议，但对于中国内地的大多数观众而言，它们的译制作品是连接国际影视的重要管道。

内容审核则是所有中外影视、书籍进入中国市场都无法绕开的关卡。在LGBT议题上，中国政府的公开表态一直讳莫如深，但在实际行动上态度明显。子墨认为，此次《肖申克的救赎》的翻译选择，正与这种氛围有关。

2004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直接将同性性行为定性为“性变态”；2014年“扫黄打非”行动中，LGBT相关内容遭到集中审查、清理；2025年，多地执法机关跨省抓捕海棠文学城的耽美（BL）写手，对描写同性感情的作者展开追捕与处罚，这一做法也被舆论称为“远洋捕捞”，即地方执法机关跨区域办案以创收。

“在当局的主导下，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性取向与性别表达，始终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如果官方翻译呈现的是这种态度，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它就是在这种逻辑下被制作出来的。”葛亮告诉BBC中文。

他同时指出，queer这个词本身在电影设定的时空语境下无关痛痒，这句台词原本也并非为LGBT群体发声。“很难判断这是否代表官方真正的立场，但我认为它反映的正是官方一贯‘不鼓励、不认可、不表态’的态度。”

“你说它是‘变态’，还是‘酷儿’，其实都无所谓，官方的态度始终是无所谓、不认可。”葛亮说。

子墨表示：“我不是要批判这位译者，我理解他的难处、考量与取舍。但我还是觉得，这么好的一部作品，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这个版本留下了一些遗憾。”

他同时强调，不该被忽视的是，对本土LGBT社群，尤其是年轻一代而言，某些表达方式消失后，往往会有另一些表达以转型的方式重新出现。

“一个真实的人，不会因为当局不允许表达情感，就突然没有了欲望，也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审美和爱情。他们只会把‘我是gay’转化成‘社会主义兄弟情’之类委婉的说法，继续寻找生存的土壤。就像queer这个词，也是从污名化的称谓，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社群的自我认同一样。”

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2026年9月2日在高等法院出庭并认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判刑。

“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现年29岁的黄之锋自2020年起，因涉及多宗案件先后被还押及服刑，至今失去自由逾2,100天。

他原本预计于2027年1月获释，但2025年6月在服刑期间再次被捕，他重获自由的日子仍是未知之数。

老人们蹙着眉，拄着拐杖蹒跚前行；瞪大双眼的孩子怀抱着鸡，那是他们被迫离开家园时，唯一能带走的东西。

“回到自己的国家，感觉很好。”35岁的娜齐亚（Nazia）说。几分钟前，她才刚从自己出生的巴基斯坦越境进入阿富汗。

托尔坎口岸（Torkham crossing）被称为“零点”，一道艰难生活在此结束，另一段生活也由此开始。

“但我以前从未来过阿富汗，而这里很多人甚至连填饱肚子的面包都没有。”娜齐亚边叹气，边带着两名孩子走向登记柜檯，沿途可见悬挂着黑白相间塔利班旗帜的设施。

她几乎所有家人，包括八名姊妹及她们的子女，今年都从巴基斯坦或伊朗被遣返阿富汗。

他们是全球最大规模跨境人口流动的一部分。

数十年来，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人为了寻求庇护或工作，越境前往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接管政权以来，逃离阿富汗的人数持续增加。

随着这两个邻国加强打击无证移民，如今大多数人被迫返回，包括娜齐亚一家。

但联合国及人权组织表示，这场安全清查行动远远超出无证群体，注册在案的阿富汗人也受到影响。就连巴基斯坦如今也公开表示，持有“登记证明”的阿富汗人不获豁免。

驱逐行动未见停止迹象。

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数字，今年从巴基斯坦和伊朗被迫返回阿富汗的人数，已再增加100万。

“在不到三年里，我们看到600万人返回阿富汗，而这个人口规模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小国。”联合国难民署驻阿富汗发言人查理·古德莱克（Charlie Goodlake）说。

“近代史上，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遣返潮。”他站在边境附近、炎热难耐的帐篷营地中强调。

眼前一片荒凉景象，到处是帆布和塑胶搭建的帐篷，其中许多已破损不堪。这些设施由联合国及其他援助机构搭建，为无处可去、刚抵达的人们提供几晚的栖身之所。

不少“返乡者”数十年来从未踏足阿富汗。许多人像娜齐亚一样，更是从未来过此处。

“45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大多数兄弟都是在巴基斯坦出生。”萨尔瓦（Sarwar）说。

他几天前才刚抵达，同行有他七名兄弟及他们的家人，组成一共40人的车队，所有家当都杂乱地塞进一辆笨重的巴基斯坦货车里。

“我们在那边住了很长时间，所以当他们迫使我们离开家园时，我当然感到心碎。”他说。

“但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痛苦，我也感到高兴，因为我终于摆脱了巴基斯坦警方的骚扰。”

我们遇到的每个家庭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巴基斯坦曾遭受当局的偏见和骚扰。

巴基斯坦政府未回应BBC的查询，但外交部发言人周日在伊斯兰堡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政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国民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或虐待。如有此类事件，均属个别情况，会完全依法处理。”

巴基斯坦和伊朗都表示，阿富汗人早就应该返回家园，指责其中一些人构成安全风险，另一些人则造成财政负担。

去年10月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后，巴基斯坦的驱逐行动以及有关虐待的指控均有所加剧。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在2月指出，当局进行了“挨家挨户搜查、深夜搜查住所，以及无搜查令拘捕”。

至于伊朗，该国去年声称境内有超过400万名无证阿富汗人。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及美国爆发为期12天的战争后，大规模遣返行动加快。

总部位于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指责当局利用战后局势，“对阿富汗移民散播猜忌——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并把他们标记为以色列的潜在间谍”。

联合国难民署继续强调，任何遣返都应该符合“自愿、安全且有尊严的”人道原则。

但在托尔坎口岸，萨尔瓦的弟媳扎丽娜（Zarina）就哀叹他们面对的前路茫茫：“我们没有资源创业或谋生，甚至没有自己的帐篷可以居住。”

在这个荒芜的过境帐篷内，41℃的酷热几乎无处可躲。扎丽娜与一群神情焦虑的妇女及她们的孩子挤坐在一起。

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女性被禁止参与大部分公共生活，包括接受中学及大学教育。作为女性，她们是否担心自己和女儿们的未来？

40岁的扎丽娜转身，挥臂示意四周：“看看她们，全都是女孩。我当然很担心。”

一些返乡者不只是担心；他们感到恐惧。

“我不会离开这所房子。”一名曾任阿富汗保安人员的男子语带紧张地告诉我们。

他先被伊朗遣返，之后又遭巴基斯坦遣返；我们在远离边境的一处地方与他见面，那里是他希望可以安全藏身的住所。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也害怕外出。”

塔利班政府在重新夺权后几天曾宣布特赦，表示前政府官员、保安人员和公务员不会遭到报复，并鼓励他们返回工作岗位。

但这名男子不相信塔利班政府的特赦。

“我不相信他们的特赦，因为我的许多同事都被杀了。”他说，他的个案已在联合国登记，但在能够转移到更安全的国家之前，他便遭到遣返。

经济困境更加深了这种痛苦。全球对外援助大幅削减的冲击，在阿富汗尤为剧烈——塔利班至今仍因恐怖主义和人权问题受到制裁，深陷困局。

巴基斯坦周日确认，已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向1.6万名处境脆弱的阿富汗人发放临时豁免，暂缓将其驱逐，这一决定获得联合国欢迎。

但消息人士估计，在巴基斯坦面临严重伤害风险的阿富汗人，可能多达25万人，其中包括将被剥夺受教育权的妇女和女孩。

在喀布尔外交部那座颇为气派的院落里，塔利班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Amir Khan Muttaqi）试图摆出一副从容的姿态。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些援助。”他承认道，“他们的返乡确实带来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对他们和阿富汗都有好处。”

在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后的最初几年，该政府的一些部长曾对人道主义问题轻描淡写，声称一切自有真主安排。

联合国如今估计，今年有2,190万人、接近全国一半的人口，需要援助才能生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上周表示，有100万名儿童正面临“危及生命”的营养不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种危机。”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古德莱克评估道，同时承认塔利班政府正努力协助返乡者抵达时获得援助。

但他补充说：“我们也知道，他们实施的许多限制和法令，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措施，无助于我们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塔利班外交部长穆塔基重申官方立场，表示女童教育等议题属阿富汗人的“内部事务”，应由阿富汗人自行解决。

对女性施加的严厉限制，是塔利班与国际社会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亦令塔利班付出代价。五年过去，至今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

但被问及这一点时，穆塔基强调，塔利班与中国、印度等邻国，以及中亚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日益深化。

至于喀布尔相对被西方国家孤立的状况，他反问：“过去五年那些没有与我们建立关系的国家，他们又得到了什么？”

他自问自答：“甚么都没有（Nothing）。”

“甚么都没有（Nothing）”这句话，我们在“零点”遇到的每个家庭都说过，但所指的意思截然不同。

他们每个人都正踏上最艰难的归途，几乎一无所有，却要从头开始。

从今年1月美国精锐部队突袭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在加拉加斯的住所，强行将其赶下台的那一刻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川普）就明确表示，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是他执政的关键目标。

他当时表示，美国将“管理（run）”委内瑞拉，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管理委内瑞拉石油的销售。

周三（9月2日）在加拉加斯签署的巨额美委石油协议标志着该计划的最终实现。该协议授予一家美国主导的公司在委内瑞拉17个油田长达100年的开采权，这些油田蕴藏着惊人的650亿桶原油。这相当于该国已探明石油储量的五分之一以上。

除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之外，双方都称赞这项协议对各自的国家有利。

特朗普总统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表示，该协议具有“历史意义”，将带来1000亿美元（6720亿人民币；3.18兆新台币）的投资和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

其他人则强烈反对。

“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罗德里格斯）白白送出了20%的国家财产，”特朗普的前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特别代表艾利欧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说。 “我认为她只是在迎合华盛顿的要求。”

周二（1日），白宫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书，阐述了该协议框架的一些细节。美国政府将与委内瑞拉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NABEP）的私人企业合作，该公司是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仅次于雪佛龙公司。

特朗普政府与 NABEP 合作方式中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是，美国政府将“对董事会任何成员的任命拥有否决权，并且 NABEP 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必须是美国公民”。

由于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持续进行，导致汽油价格上涨，中东以外地区石油产量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

美国内政部长道格·伯古姆（Doug Burgum）告诉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该协议“将全球能源市场的地缘政治中心”从他所说的“中东的咽喉要道”转移回西半球。

艾布拉姆斯认为，鉴于目前墨西哥湾石油供应极不稳定，美委合作是有逻辑的。但他表示，这些条款过于片面，简直是“殖民主义的狂热幻想”。

白宫曾表示，该协议“重新确立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这是18世纪的一项原则，旨在“清除我们后院的外国恶意影响，并确保美国在我们半球的主导地位不再受到质疑”。

尽管两国政府都坚称该计画将使委内瑞拉人和美国人受益，但它并非没有缺陷，也存在一些尚未解答的问题。

单就拟议的时间表而言，就存在问题。特朗普曾表示，该协议将在两、三年内产生利润。然而，能源专家警告说，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严峻现状意味着十年更为现实。

休士顿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 Houston）贝克研究所的路易斯·帕切科（Luis Pacheco）告诉BBC西班牙语世界网（BBC News Mundo），委内瑞拉需要在未来八年内投资约1000亿美元，才能恢复到30年前的石油产量水准。

帕切科说：“重要的是要知道谁将管理这些资源以及管理这些资源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难道要让那些已经挥霍掉本世纪最大石油繁荣的人来管理这笔钱吗？”他指的是过去对该国石油财富的管理不善。

委内瑞拉反对派担心这项协议会加深特朗普总统与罗德里格斯总统的关系，他们指责罗德里格斯领导与马杜罗相同的政权。

特朗普政府不仅谴责马杜罗政府是个腐败的贩毒集团，也动用了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包围了委内瑞拉。

华盛顿如此轻易迅速地转向与马杜罗的前副总统合作，激怒了反对派。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总统候选人玛丽亚·科琳娜·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可能选择不公开批评特朗普总统，因为她需要特朗普的支持才能上台。不过，其他人则更加直言不讳。

“你选择利用美国的力量，不是为了解放委内瑞拉人民，而是为了与我们的压迫者结盟，”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在社群媒体上对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鲁比奥／鲁比欧）说道。

他说：“你选择强行推进资产没收，与一个非法且压迫性的政府达成违宪协议，而不是利用美国的领导地位首先恢复宪政秩序和民主。”

委内瑞拉近期没有举行选举，或者说，没有任何明确的选举计划，这在许多反对者看来是一种背叛。

在意识形态光谱的另一端，人们也感受到了背叛。尽管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在与美国的协议问题上支持罗德里格斯，但许多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投降。

在对抗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近30年后，他们认为她将国家最宝贵的资产拱手让给了宿敌。

曾任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总裁和前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时期石油部长的拉斐尔·拉米雷斯 (Rafael Ramírez) 表示，这项协议“交出了石油，并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

2008 年初，查维斯在奥里诺科河带（Orinoco River Belt）的前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油田主持了他的周日电视节目《你好，总统先生》（Aló Presidente）。

他没收了该地区石油公司的一些资产，因此情绪十分嚣张。

“我们掌握着韁绳，我们绝不会再放手，”他谈到国营石油公司对油田的所有权时说道，并谴责以前亲华盛顿的政府如何将委内瑞拉变成了“一个白人国家”。

“这是对我们国家的盗窃，但玻利瓦尔革命已经制止了这种行为，”他高声说道，赢得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员工的掌声。

然而，正是他的门徒之一——他钦点的继任者的继任者——与华盛顿签署了这项晦涩难懂的协议，并称赞这是委内瑞拉的胜利。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告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开庭，黄之锋认罪。

香港高等法院原将周三（9月2日）聆讯列为答辩及判刑（Plea and Sentence），但判刑押后至另日进行。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涉及多宗案件，他自2020年底，因包围警总案、47人案的还押及认罪判囚，至今已失去自由逾2,100天。他原有望于2027年1月刑满出狱，如今“串谋勾结”案认罪后未知刑期长短。

控方罗列国安法前“国际游说”行程

案件于10: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2:00）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有别于之前的“勾结”罪审判，高院此次并未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的大型法庭开庭审理。

黄之锋身穿深蓝色长袖裇衫、戴黑框眼镜，出庭时向旁听席挥手。现场有旁听人士高呼“早晨呀之锋”、“之锋顶住呀”，黄笑着点头。

庭上读出控罪，黄之锋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间，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制裁、封锁香港特区或中国，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主审法官谭耀豪询问黄之锋是否认罪，黄之锋回答“认罪”。

法庭继而宣读控方案情，指黄之锋和罗冠聪二人分别为2016成立的“香港众志”秘书长及创会主席。控方指二人早在2016年达成串谋，透过国际游说（international lobbying）达到“民主自决”主张。

控方提到，黄之锋和罗冠聪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曾多次参与国际游说，包括2016年到2019年间到过美国、德国及意大利，并出席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在美国期间会晤当地政要，如时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时任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等。二人被指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该法案于2019年11月27日生效，授权美国政府可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个人与组织，并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查香港是否仍拥有足够自治、符合获得贸易特殊地位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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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实体会面外，控方亦指黄之锋及罗冠聪提出多个国际联署，要求外国制裁港府并就国安法施压，包括要求美国等停止向香港警察供应装备。

《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控方指香港众志当日解散停运，罗冠聪离港；7月，黄之锋在Facebook发文提到自己不会删帖文及放弃政治立场，会继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案情指，虽然控罪时段由202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后起计，但控方指二人在该法生效前已开始参与“国际线”，方式包括发起联署、到海外进行游说。

此外，案情又指7月17日，罗冠聪发起网上联署，要求以色列数位鉴识公司 Cellebrite 停止与香港警方合作、出售软件。10月，Cellebrite 发声明表示停止向香港及中国客户指供产品。罗当时发文指结果是联署成功的成果，并呼吁其他公司效应。

案情指，《国安法》生效后二人共同意图不变，藉分别留港及在海外，藉由交平台及国际媒体继续参与“国际线”。

控方读毕案情，法官问黄之锋是否同意案情，黄站立回答：“Confirm（确认）”。

辩方求情指“不及黎智英案严重”

案件随即进入求情程序。

辩方指，黄之锋于香港出生，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时他只有23岁，同年11月他因另外一直还押至今，下月将满30岁。

辩方指，如果不计本案，他原本因47人案服刑至2027年1月，据了解，惩教署未有给予酌情减刑。

辩方指黄于狱中并无浪费时间，他阅读超过100本书籍，持正面态度，期望有一天获释后可以照顾年迈家人。

在量刑方面，辩方指“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仅有黎智英案作对比，指黎案远较此案严重，当时黎智英被视为主脑，量刑起点以监禁15年为计，另外没有作供的被告获三分之一认罪扣减，最终判处10年。

辩方求情，望法庭以监禁3至10年、较低量刑的起点来判决。

《国安法》指定法官谭耀豪听毕辩方求情后，宣布押后判刑，日期另行通知。

聆讯于中午12点前结束，黄之锋离开法院前，与在场旁听的前学民思潮成员挥手道别。

在开庭前的早上，高等法院外约40人排队轮候旁听筹，包括社运人士及多名黄之锋好友。现场有多名军装警员戒备。

前学民思潮成员、认识黄之锋十多年的Louis Lee对记者表示，黄原有望于2027年1月出狱，得悉再被控后，大家都不开心，但看到他（黄）在狱中继续努力读书、看书，也有不停向上去发掘新的兴趣，如学吉他和健身，“希望大家都学习到他”。

另一名友人Candy表示，预料判刑达十年以上，“希望他平安”。

前社民连成员曾健成（阿牛）表示，黄之锋至今已坐监两千多日，希望法庭轻判，但称判刑结果“国家话事”，形容目前香港“由治及兴、鸦雀无声”。

“串谋勾结罪”可判囚终身

目前因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案仍在赤柱监狱服刑的黄之锋，于2025年6月6日在狱中被捕，同日被押往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及起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他是继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后，第二宗在香港被起诉“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案件，也是黄之锋第二宗涉及《香港国安法》相关的案件。

案件于2026年5月于西九龙裁判法院完成交付程序，转介到高等法院进行审判。黄之锋由大律师司徒子朗代表，控方由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刘德伟代表。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罪一经定罪，可判监3年以上、10年以下。若属罪行重大，则可判囚10年以上至终身。

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因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间的“6.21围警总案”被还押，其后被判刑。他在“47人案”中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各界回应

黄之锋被捕后，美国国务院透过电邮回覆《美国之音》，谴责香港当局对黄之锋提出新的国安指控、呼吁北京与香港当局撤销对黄之锋的指控，国际院发言人表示此举是对香港未来的悲剧性打击。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撑腰张目，恶意抹黑香港警方正常执法行动，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香港特区政府亦谴责及反对美方说法，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黄之锋所涉及案件的法律程序尚在进行中，任何人均不应评论有关案件。特区政府强烈敦促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等立即停止干预特区的内部事务和特区法院独立行使的审判权。”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白舒然（Sarah Brooks）在黄之锋被捕后表示，这项针对黄之锋的指控，“突显当局对异见人士的恐惧，亦显示港府不惜一切手段，力求将这些人士长期关押，以持续打压香港的公民行动和社会参与。”

黄之锋曾领导学生政治团体学民思潮，后与罗冠聪等人创立政党“香港众志”，该党于《香港国安法》颁布前夕宣布解散，黄之锋及罗冠聪亦于法例生效前夕宣布辞去政党职务及退出。

被指涉案的罗冠聪于《国安法》生效前离开香港，目前获英国政治庇护。

2023年7月，罗冠聪被香港国安警察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悬红100万港元（12.76万美元；85.75万元人民币；403.68万元新台币）通缉。

自2020年11月被关押以来，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多宗罪名，至今已身在狱中接近六年。

原定于2027年1月会被获释，但2025年6月一个早上，黄之锋于狱中再次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这次的罪名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在此之前，他正在因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另一个罪名“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服刑。

2026年9月2日，黄之锋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案件时认罪，法官押后判刑。“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从学民思潮到香港众志

“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我们也不会放弃在这艰难时刻，呼吁香港人在这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贵的。”

这是黄之锋被关押前，在香港法庭外会见大批传媒时，最后一次向公众作出的寄语。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早在中学的时候，已因社会运动而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11年，当时只有14岁的黄之锋与其他中学生走在一起，自发成立了香港首个中学生政团“学民思潮”。

当时，香港政府正打算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政策，计划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设定为必修课。2012年，由黄之锋担任召集人的学民思潮发起“反国教运动”，当时组织了约12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

黄之锋并未沉寂下来，之后一直活跃于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当中。2014年，黄之锋与其他学运领袖在雨伞运动前夕，号召示威者冲入俗称“公民广场”的香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随后雨伞运动爆发。

学民思潮于2016年宣布停运，同年由学民思潮和香港学联前成员牵头组成的政党“香港众志”成立，当时20岁的黄之锋是其中一名创辨人，并且担任该政党的秘书长。此举亦标志着黄之锋从学运领袖转型成为政治人物。

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黄之锋本来计划参与当年的选举，但获告知因其“鼓吹或推动民主自决”而令他的选举提名无效。2020年，黄之锋参与了民主派初选，在九龙东以高票数“出线”，随后宣布参与当年的立法会选举，但参选资格亦被取消。

在2020年中国颁布《香港国安法》前夕，黄之锋及多名香港众志成员辞任职务，这个成立仅四年的年轻政党亦宣告解散。

北京眼中的“反中乱港”分子

黄之锋曾经在2014年登上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亦被选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的少年。

2017年，美国导演乔·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亦制作了以黄之锋为主题的纪录片《黄之锋：少年vs超级大国》（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

2018年，有美国国会议员联署，提名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不管是在香港本地政坛或是在国际社会上，黄之锋一直拥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在雨伞运动结束之后、反修例运动期间，他亦有向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进行不同的游说工作。2019年的时候，他曾与何韵诗到美国国会作证，呼吁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在北京当局眼中，黄之锋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反中乱港”分子。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曾批评香港众志以“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名义发起罢课公投反对国安法，并且点名批评黄之锋及郑家朗“为自己的罪行再添下重重的一笔”。

据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曾在2021年出席研讨会时，点名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为“反中乱港分子当中的极端恶劣者”。

国安法后的长期关押

自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黄之锋因参与社会及政治运动而涉及多宗刑事案件。

雨伞运动后，他与另外两名学运领袖周永康及罗冠聪，因“公民广场案”被裁定“非法集结”罪与“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罪名成立，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而上诉，法庭改判三人入狱六至八个月，三人入狱后再就刑期提出终极上诉，香港终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审中社会服务令或缓刑的判决。

“公民广场案”是黄之锋首次因参与社会运动而入狱。之后他亦被控在雨伞运动旺角一带清场期间，因违反禁制令而藐视法庭，经上诉刑期后由入狱三个月减至两个月。

黄之锋于2019年6月17日服刑完毕，随即参与当时已经爆发多天的反修例运动，于6月21日因围堵警察总部而被控煽惑他人、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名。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际，外界盛传黄之锋是“头号目标”之一。

他曾在入狱前夕接受过BBC访问，自国安法实施后，他被不明车辆跟踪的情况愈来愈频密。当被问及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身上最糟糕的时候，黄之锋表示：“被秘密特工逮捕，立即引渡至中国（大陆），被送进北京的黑监狱，而且诉讼是在中国（大陆）而非香港进行。”

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是黄之锋首宗被控与《香港国安法》罪名相关的案件，他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连同其他控罪，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获释前不足两年，黄之锋再被控告另一宗“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名，人权组织形容，这是香港政府力求将异见人士进行长期的关押。

根据《香港国安法》，该罪行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境山洪暴发，至今造成过千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联。

在泥石流灾难过后，危险并未结束。

事发河谷上游已形成两个堰塞湖。与此同时，原本散布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湖，在灾区内有10座被标记为高风险，专家形容它们是“定时炸弹”。

外界担心，一旦这些天然“水坝”溃堤，恐将带来二度灾害。

堰塞湖的成因为何？高山冰川形成的湖泊会带来哪些隐患？预警措施是否能减轻危害？BBC中文整理出相关资讯。

何谓堰塞湖？

这次泥石流主因，来自于喜马拉雅山脉朗当利龙峰南坡约5,200公尺处冰川崩裂，引发洪水，挟带大量岩石泥土向河谷下游俯冲，8小时内淹没西藏、尼泊尔沿岸近200公里的流域。

泥石流不仅影响了原先的河道形状，部分河域也因土石堵塞而阻断了水流，因而形成新生的湖泊，即为堰塞湖（barrier lake）。

堰塞湖坝体由松散的土石构成，结构极为不稳定。一旦水位超过坝顶或者坝体本身在冲刷下被掏空，即可能出现溢流、甚至溃堤的状况，为下游带来洪害。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地表灾害中心（CLaSH）指出，卫星云图显示在泥石流后，灾区上游至少形成了两座堰塞湖：一座出现于冰川崩落处的正下方，为冰岩坠落后造成的冲击坑；另一座则位在吉隆口岸上游的东林藏布河沿岸。

中国官媒央视8月31日报导，后者目前已自然排空，河道恢复正常，然紧急状况还未解除。中国水利部指出，冲击坑堰塞湖周边冰川仍可能继续崩落。卫星影像也显示，灾区流域内14个冰湖中有10个属高风险，有溃决之虞；且下游沿岸山体不稳，也有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堰塞湖并非喜马拉雅山区独有，两岸各地都曾发生类似案例。

台湾花莲马太鞍溪上游就曾在地震及台风降雨等影响下，导致土石崩塌而形成堰塞湖。2025年9月，该堰塞湖发生溢流，30分钟内倾泄出近6,000个奥运标准泳池的水量，重创下游光复乡市区，造成19人死亡、157人受伤。事发前，专家曾提出多项工程方案试图减少湖水体量，但因地处偏远等因素而无法执行。

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后，周遭山区也因山崩而形成了超过两百座堰塞湖。其中，规模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总量一度达3.2亿立方米，当地政府撤离24万人，空投多台挖掘机、推土机等器械挖凿疏洪道进行人工泄流，成功阻止湖泊溃堤，避免了伤亡。

然而，相较于唐家山堰塞湖的山体结构相对稳定、下游河道宽广且容洪空间较大，此次事发的中尼边境不仅地形狭长，其冰川地质环境也较不稳定。冻土消融、冻融加剧等现象，也加速岩盘的松动和瓦解。而堰塞湖与下游间的海拔落差，也代表一旦溃堤，洪水流速会更快、破坏力更强。

新华社引述中国水利部吉隆灾害应急处置专家组组长李勤军表示，河道坡降、冰雪作用等因素，都加大了堰塞湖风险处置的难度。

冰川湖的潜在威胁

除了堰塞湖，此次灾区内既有的冰川湖（glacial lake）也可能对下游带来更多的灾害。

冰川湖主要是在冰川侵蚀后的洼地形成的湖泊，大多分布在高纬度与高海拔地区。随着全球暖化加剧，一旦冰川湖上游发生冰川崩塌，或者湖体本身冻土溶解，就有可能导致溢流或溃堤，带来灾害。

历史上最严重的冰湖溃决事件（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 GLOF）发生在1941年12月，当时秘鲁冰川湖帕尔卡柯查湖（Lake Palcacocha）溃堤，泥石流淹没下游的瓦拉斯市（Huaraz），近5,000人死亡。

2025年7月，西藏吉隆的普热普冰川也曾发生过冰湖溃决，造成尼泊尔11人死亡、17人失踪。那场灾害与此次中尼边界的泥石流，都发生在同一个流域。

这次泥石流中被掩埋的吉隆口岸，在去年夏天的洪灾中就已遭受重创。当时不仅连结中尼两国的友谊桥被冲断，口岸也被迫关闭整修，直到今年1月1日才恢复通行。《纽约时报》报导，在过去一年内，当局不仅更新了应急方案，设立24小时哨所监控水位变化、建设新防洪系统、还在8月初进行了“冰湖溃决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然而这些准备仍无法防范灾害的发生。中国当局表示，监测显示冰川崩落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有6、7分钟的时间。许多专家也指出，冰河崩落预警难度极高，即使掌握到讯息，留给下游反应的时间窗口也有限。

此次泥石流后，印度政府旋即宣布将在4,000公尺高的盖潘冰川湖（Ghepan glacial lake）建立预警系统。然而，根据总部位于尼泊尔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统计，喜马拉雅山区有超过54,000座冰川、25,000座冰川湖，许多更是座落在难以抵达的深山中，难以逐一排查。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地理学家拜尔斯（Alton Byers）向科学期刊《自然》表示，冰湖溃决所造成的洪灾将变得越来越频繁，但关于冰川的研究和监控相当有限。

“这类事件基本上是无法被预测的，”他说。

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上周率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寻求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此行正值日本加大进军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力度，其趋势日益明显。

如果你走访孟买、德里或班加罗尔的购物中心或商业街，很难忽视愈来愈多已在印度设点的日本消费品牌。

服饰巨头优衣库（Uniqlo）、无印良品（Muji）以及高端运动鞋品牌鬼冢虎（Onitsuka Tiger）进入印度已有一段时间，但仍在快速扩张。

利基型企业也已进入市场。日本家具制造商宜得利（Nitori）最近进军印度，而连锁便利商店罗森（Lawson）也正准备进入，据报计画从孟买开始，于2050年前在印度开设1万家门市。

不仅是零售业。在外国金融机构纷纷缩减印度银行业投资组合之际，日本银行正积极竞购印度金融资产。

日本最大银行三菱日联银行（MUFG Bank；三菱UFJ银行）去年完成收购印度影子银行施里拉姆金融（Shriram Finance）20%股权，交易金额达44亿美元（296亿元人民币；1,395亿元新台币），成为印度金融业史上最大规模外国投资。

去年，三井住友银行（SMBC）亦成为印度Yes Bank最大股东，持股24.22%。

如今，在亚太地区，日本企业已成为印度快速崛起的全球能力中心（global capability centres, GCCs）生态系统最大贡献者。

根据德勤（Deloitte）近期报告，超过100家日本企业在印度设立GCC。GCC是跨国企业设立于海外的创新中心，负责研发、企业策略、人工智慧开发等关键业务功能，以及众多其他重要工作。

“日本企业不得不把成长希望寄托于印度。由于日本本地人口在过去16至17年间持续下降，不仅国内需求正在放缓，市场规模更是在持续萎缩，”获铃木汽车（Suzuki）支持、近期宣布在印度设立2亿美元基金的影响力投资基金 Next Bharat Ventures 创办人维普尔·纳特·金达尔（Vipul Nath Jindal）向BBC表示。

他表示，与此同时，日本传统的海外扩张市场吸引力正日益下降。

“在地缘政治紧张与经济环境变化下，对中国的投资大幅下滑；美国市场则因关税和本土竞争而更具挑战性；其他东南亚经济体市场规模则较有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成为日本企业推动长期业务成长的自然目标市场。

近15年前，两国签署贸易自由化协议，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因此加速发展。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2014年上台后，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订下将在印度营运的日本企业数量增加一倍的目标，并启动多项旗舰计画，包括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造的印度首条高速铁路，连接孟买与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但如今，推动这波投资周期的主力已是日本民间企业。

在今年7月、配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正式访问德里举行的重要峰会上，日本企业透过约120项协议宣布投资125亿美元，涵盖半导体至绿色能源等产业。戈亚尔则表示，日本原订对印度投资10兆日圆（629.5亿美元；4,230亿元人民币；1.98兆元新台币）的目标可能提前达成。

金达尔表示，除了大型企业外，许多日本中小企业（SMEs）也积极寻找进入印度市场的机会。

滨松市是铃木、本田（Honda）和山叶（Yamaha）等企业的诞生地，也是日本制造业中小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该市最近成立“滨松印度委员会”，研究当地中小企业如何拓展印度市场。

近年来，日本对印度兴趣升温，同时对中国净投资下降。东京大学的西泽利郎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这反映的是“日本企业自主推动市场多元化策略，即基于商业考量的资本重新配置，而非决策者主导、从中国转向印度的地缘政治转变”。

但日本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雪梨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印度事务首席舒鲁蒂·潘达莱（Shruti Pandalai）告诉BBC，它们正在做的是“在多年供应链中断与地缘政治紧张之后降低集中风险”。

她表示，印度可作为对冲中国相关风险的工具，而东京的经济安全优先事项与德里的制造业雄心也日益重叠，这强化了双方关系，即使东京政治更迭频繁亦然。

“历届政府设定的目标不减反增。这显示两国关系已不只是领导人之间的外交，而是已深植于双方官僚体系、企业与战略规划之中。”

对资金短缺的德里而言，日本资金在关键时刻到来。

潘达莱表示，印度不断扩大的对中贸易逆差一直是严重忧虑事项，而深化日印合作长远而言可能逐步降低中国在关键矿产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影响力。

但专家指出，要全面拓展这段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仍面临许多挑战。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员普拉特纳什里·巴苏（Pratnashree Basu）在《Scroll》撰文指出：“日本仍深度嵌入中国制造业网络，而印度的参与程度则较不平均，但在若干关键领域依然具有重要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相互依存限制了协同行动的空间，因为这类措施将带来重大商业成本，或引发中国直接的经济报复。”

此外，在印度经商仍然不容易。

税务不确定性、繁琐官僚程序，以及土地和环境审批延误，都是外国投资者，包括日本企业长期面临的挑战。

一名前日本部长最近公开将高铁项目延误归咎于德里政府，称印度不断“推动自身利益”并且“反复改变承诺”。印度政府随即驳斥相关批评。

中国官方媒体也迅速注意到这些“分歧”，并以此作为例子，凸显印度执行合约能力存在缺口。

这也凸显出，尽管德里持续签署一系列大型经济与国防协议，但若要避免日本投资动能中断，仍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尤其是在其愈来愈难吸引其他来源的持续外资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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