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亲密盟友，他敦促普京结束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战争每持续一天，人类文明就倒退一步；而迈向和平的每一步，都会为人类带来新的希望与热情。”莫迪周一（8月31日）如是说。

莫迪所在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自俄罗斯进口的折扣石油。自2022年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以来，莫迪已多次向普京提出过类似的呼吁。

BBC驻德里和莫斯科的记者，分析了莫迪此次重申和平呼吁背后的原因，以及普京的回应。

BBC印度数字编辑维卡斯·潘迪（Vikas Pandey）

德里报导

莫迪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表态并不令人意外，也不代表印度外交政策发生任何策略性转变。

事实上，早在2022年，当时冲突爆发不到一年时，莫迪就曾在一场地区峰会的边会上公开对普京表示：“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

但若将莫迪此前或当下的表态，解读为对普京或俄罗斯战略的拒斥，未免过于简化。西方国家一直向莫迪施压，要求他对这场战争表明清晰立场——但德里方面大体上保持中立，转而呼吁通过对话结束战争。

这一立场并未讨得多数西方国家欢心，但它们仍持续拉拢莫迪与印度——毕竟印度经济体量庞大、增长迅猛，难以被忽视。

在此背景下，莫迪此次表态不能被视为讨好第三方国家之举。

若要说有什么意涵，这番表态恰恰符合印度长期奉行的战略自主政策。这也引出一个问题：莫迪为何要就这场战争如此公开地表态？

答案在于俄印两国源远流长的关系——即便双方在地缘政治上视角不同，两国通常也能找到合作之道。过去30年间，尽管德里与欧美关系日益密切，莫斯科依然是印度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德里是金砖国家（BRICS）机制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与俄罗斯、中国同属其中；同时，德里也与这两国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但与此同时，德里也是由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莫斯科对此一直心存不满。

尽管如此，莫斯科与德里往往能够化解这些分歧。而且，俄罗斯目前仍供应印度约40%的国防进口，并持续稳定地满足德里的能源需求。

因此，外界预计莫迪此次表态不会在俄印关系中引发裂痕，分析人士也认为，这番言论不太可能让普京及其外交官感到意外。

至于西方国家及莫迪在印度国内的批评者，他们则会认为，这位总理本应在对战争的谴责上表现得更加直接。

BBC俄罗斯编辑史蒂夫·罗森伯格（Steve Rosenberg）

莫斯科报导

这并非外国领导人首次公开敦促普京结束乌克兰战争。

就在五周前，哈萨克斯坦总统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曾建议普京冻结冲突、重返谈判桌。

他没有这么做，至今也没有。

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公开的和平呼吁能够改变普京的算盘。

面对莫迪呼吁停止敌对行动的表态，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回应道：

“非常感谢，总理先生。我们正沿着这条道路向前推进。”

有礼貌，但含糊其辞，且不作任何承诺。

毕竟，一条道路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非常长。

“向前推进”，究竟以什么样的速度？

更关键的是，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

所有迹象都表明，俄罗斯领导层依然坚信自己正走在通往乌克兰军事胜利的道路上。若以和平的措辞来包装，那便是“向前推进”迈向一种由军事胜利所主导、按俄罗斯条件达成的和平。

因此，眼下这场战斗仍将持续下去。

尽管历经四年半多的战争、承受巨大的军事损失，克里姆林宫至今仍未能取得胜利。

尽管乌克兰已成功将战火带回俄罗斯本土——例如，通过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的远程无人机打击，在全国各地引发了燃料短缺和加油站排长队的现象。

近日，俄罗斯已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势。

“在（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军工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之后，”《生意人报》（Kommersant）周二（9月1日）早晨写道，“俄方确信，在这场军事对抗中，时间正站在对基辅不利的一边。”

只要普京依然这么认为，他就不太可能愿意暂停这场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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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上周率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寻求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此行正值日本加大进军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力度，其趋势日益明显。

如果你走访孟买、德里或班加罗尔的购物中心或商业街，很难忽视愈来愈多已在印度设点的日本消费品牌。

服饰巨头优衣库（Uniqlo）、无印良品（Muji）以及高端运动鞋品牌鬼冢虎（Onitsuka Tiger）进入印度已有一段时间，但仍在快速扩张。

利基型企业也已进入市场。日本家具制造商宜得利（Nitori）最近进军印度，而连锁便利商店罗森（Lawson）也正准备进入，据报计画从孟买开始，于2050年前在印度开设1万家门市。

不仅是零售业。在外国金融机构纷纷缩减印度银行业投资组合之际，日本银行正积极竞购印度金融资产。

日本最大银行三菱日联银行（MUFG Bank；三菱UFJ银行）去年完成收购印度影子银行施里拉姆金融（Shriram Finance）20%股权，交易金额达44亿美元（296亿元人民币；1,395亿元新台币），成为印度金融业史上最大规模外国投资。

去年，三井住友银行（SMBC）亦成为印度Yes Bank最大股东，持股24.22%。

如今，在亚太地区，日本企业已成为印度快速崛起的全球能力中心（global capability centres, GCCs）生态系统最大贡献者。

根据德勤（Deloitte）近期报告，超过100家日本企业在印度设立GCC。GCC是跨国企业设立于海外的创新中心，负责研发、企业策略、人工智慧开发等关键业务功能，以及众多其他重要工作。

“日本企业不得不把成长希望寄托于印度。由于日本本地人口在过去16至17年间持续下降，不仅国内需求正在放缓，市场规模更是在持续萎缩，”获铃木汽车（Suzuki）支持、近期宣布在印度设立2亿美元基金的影响力投资基金 Next Bharat Ventures 创办人维普尔·纳特·金达尔（Vipul Nath Jindal）向BBC表示。

他表示，与此同时，日本传统的海外扩张市场吸引力正日益下降。

“在地缘政治紧张与经济环境变化下，对中国的投资大幅下滑；美国市场则因关税和本土竞争而更具挑战性；其他东南亚经济体市场规模则较有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成为日本企业推动长期业务成长的自然目标市场。

近15年前，两国签署贸易自由化协议，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因此加速发展。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2014年上台后，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订下将在印度营运的日本企业数量增加一倍的目标，并启动多项旗舰计画，包括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造的印度首条高速铁路，连接孟买与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但如今，推动这波投资周期的主力已是日本民间企业。

在今年7月、配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正式访问德里举行的重要峰会上，日本企业透过约120项协议宣布投资125亿美元，涵盖半导体至绿色能源等产业。戈亚尔则表示，日本原订对印度投资10兆日圆（629.5亿美元；4,230亿元人民币；1.98兆元新台币）的目标可能提前达成。

金达尔表示，除了大型企业外，许多日本中小企业（SMEs）也积极寻找进入印度市场的机会。

滨松市是铃木、本田（Honda）和山叶（Yamaha）等企业的诞生地，也是日本制造业中小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该市最近成立“滨松印度委员会”，研究当地中小企业如何拓展印度市场。

近年来，日本对印度兴趣升温，同时对中国净投资下降。东京大学的西泽利郎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这反映的是“日本企业自主推动市场多元化策略，即基于商业考量的资本重新配置，而非决策者主导、从中国转向印度的地缘政治转变”。

但日本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雪梨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印度事务首席舒鲁蒂·潘达莱（Shruti Pandalai）告诉BBC，它们正在做的是“在多年供应链中断与地缘政治紧张之后降低集中风险”。

她表示，印度可作为对冲中国相关风险的工具，而东京的经济安全优先事项与德里的制造业雄心也日益重叠，这强化了双方关系，即使东京政治更迭频繁亦然。

“历届政府设定的目标不减反增。这显示两国关系已不只是领导人之间的外交，而是已深植于双方官僚体系、企业与战略规划之中。”

对资金短缺的德里而言，日本资金在关键时刻到来。

潘达莱表示，印度不断扩大的对中贸易逆差一直是严重忧虑事项，而深化日印合作长远而言可能逐步降低中国在关键矿产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影响力。

但专家指出，要全面拓展这段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仍面临许多挑战。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员普拉特纳什里·巴苏（Pratnashree Basu）在《Scroll》撰文指出：“日本仍深度嵌入中国制造业网络，而印度的参与程度则较不平均，但在若干关键领域依然具有重要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相互依存限制了协同行动的空间，因为这类措施将带来重大商业成本，或引发中国直接的经济报复。”

此外，在印度经商仍然不容易。

税务不确定性、繁琐官僚程序，以及土地和环境审批延误，都是外国投资者，包括日本企业长期面临的挑战。

一名前日本部长最近公开将高铁项目延误归咎于德里政府，称印度不断“推动自身利益”并且“反复改变承诺”。印度政府随即驳斥相关批评。

中国官方媒体也迅速注意到这些“分歧”，并以此作为例子，凸显印度执行合约能力存在缺口。

这也凸显出，尽管德里持续签署一系列大型经济与国防协议，但若要避免日本投资动能中断，仍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尤其是在其愈来愈难吸引其他来源的持续外资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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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就那短短的几秒钟。

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中方一侧的吉隆（Gyirong），一道黑色高墙从建筑物后方出现。起初，它看起来几乎像一团乌云。随后，它逐渐成形并加速前进：洪水、泥浆、巨石、冰块和岩石沿着山谷奔涌而下。闭路电视画面上的时间戳记显示：当地时间10时59分53秒。

随后几分钟内究竟发生了甚么，至今仍难以完整重建。但灾难发生前后的零散影片与卫星影像，已开始揭示破坏的规模。边境设施的大部分似乎已被冲走，曾经挤满谷底的建筑如今已不复存在。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是8月26日洪水重创的地区之一。

就在边境另一侧，尼泊尔拉苏瓦县拉苏瓦加迪（Rasuwagadhi, Rasuwa；拉苏瓦堡）破坏同样广泛。连接尼泊尔与中国的中尼友谊桥被冲走，尼泊尔的移民及海关设施亦未能幸免。聚集在口岸周围的小型贸易聚落蒂穆雷（Timure）遭到重创。

身在加德满都的水文学家阿杰伊·迪克西特（Ajay Dixit）表示：“这是一条连接加德满都与西藏的历史交通路线。该地区地质脆弱，以深峡谷和坡度陡峭的河流为特征，水流速度极快，夹带大量泥沙，还可能冲下巨大的岩石。”

这条路线仍是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重要门户。在这里，前往冈仁波齐峰（Mount Kailash；冈仁布钦峰）朝圣的人，与往返尼泊尔和中国的商人、货车司机、海关人员、游客及边境居民交会。

洪灾发生当日上午，可能有超过100名印度人在口岸内或附近。根据印度外交部资料，至少275名印度人在尼泊尔仍然失踪。

尼泊尔移民局一直试图重建灾难发生前最后几个小时通过拉苏瓦加迪的人员情况。

电子纪录显示，共有89名尼泊尔及外籍人士完成离境手续，前往西藏；另有四人登记入境尼泊尔。

移民系统记录的最后一笔交易时间为当地上午8时35分03秒（北京时间10:52；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2:50），距离吉隆闭路电视（监控视频）画面中洪流出现不到10分钟。

四名移民局员工——包括拉苏瓦加迪办公室主管——在洪灾中失踪。他的遗体其后在下游很远处被寻获。负责记录最后几笔交易的一名女性官员至今仍然失踪。

当日上午办理离境的外籍人士中，包括32名印度人、12名中国公民及九名美国人，以及来自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意大利的旅客。

拉苏瓦加迪高级出入境助理蒂卡·拉姆·波卡雷尔（Tika Ram Pokharel）是其办公室已知唯一幸存的人员。当天他前往加德满都参加考试。

但他表示，电子纪录只能反映当日上午边境情况的一部分。

移民关卡位于加特科拉集市（Ghatte Khola Bazar），距离蒂穆雷以北约1.5公里。从那里再前行2公里，便可抵达标志着中尼边界的友谊桥。沿途分布着商店、酒店及停车区，供旅客和车辆在过境前聚集。

波卡雷尔表示，尼泊尔关卡于08:00开门。旅客完成出境手续后，可以直接前往边境，或在该区域等候再过境。

波卡雷尔说，当天08:20他致电一名同事时，对方告诉他口岸异常繁忙。他表示，约有300至400人正等待离开尼泊尔前往西藏，另有一些从中国一侧抵达的人也在现场。

波卡雷尔告诉BBC：“那些当日上午完成尼泊尔出境手续的人，我认为并未能在中国一侧完成入境程序。”

波卡雷尔说，旅客办妥移民手续后，从尼泊尔关卡步行至友谊桥需时15至20分钟。

前一天下午较晚抵达的旅客，有时需等到翌晨边境重开才能通关；而团体旅客或巴士乘客，通常会等所有人完成手续后再一同前行。

这使得外界难以确定洪水来袭时，这89人身处何处。

根据尼泊尔水文与水资源研究中心（Centr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整理的时间线，08:37——即移民系统记录最后一笔交易后不到两分钟——地震监测仪器就在边境上方山区侦测到异动。研究人员其后认定，这一讯号源于部分冰川崩塌，而这场崩塌引发了洪灾。

中国表示，泥石流从源头抵达边境口岸约花了7分钟。

当时在口岸的人，可能正前往友谊桥、在加特科拉等候，或准备前往中国一侧设施通关。

然而，每个人当时的确切位置目前未能确定。

而加特科拉本身远不只是等候区。波卡雷尔表示，当地有50至60栋房屋，以及酒店、本地商店和四个水力发电项目办公室。

这里也是来自加德满都巴士的终点站，同时是司机、助手、导游及货运工人在等待海关放行期间的据点。前往西藏的旅客常常从前一天起就在这里排队。

波卡雷尔说：“我有40至50位亲密朋友失踪了。”

波卡雷尔认为，当地伤亡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他估计，可能有“2000至2500人”遭洪水波及。但这一数字仅为他的估算，尚未获得独立核实。

波卡雷尔表示，出入境关卡本身位于距离河面约100米高处。但在洪灾期间，洪水似乎涌得更高。他起初仍希望失踪同事已逃往数公里外的牧场地带。

对边境的一些印度朝圣者而言，那天早晨原本开始得相当平常。他们与家乡亲人进行视像通话，拍摄短片，在等待中国关卡开门时向家人展示山景。

苏迪普托·巴塔查里亚（Sudipto Bhattacharya）持续收到妻子苏布拉斯丽·查克拉博蒂（Subhrasree Chakraborty）的讯息。她当时正与一个60多人的团体同行。尼泊尔时间07:57，她传来护照上出境印章的照片——尼泊尔出境手续已完成。

六分钟后——即08:03——她又传来一则讯息：“我们正在等待进入中国。”之后讯息便中断了。

在中国移民设施内，还有一个与伊莎基金会（Isha Foundation）有关的77人朝圣团，正从冈仁波齐峰返回。他们与三名工作人员在洪水席卷当地后失去联络。

8月28日，一支由21人组成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一名救援人员向路透社表示：“目之所及，除了废墟甚么也没有。”

这座口岸才刚从另一场重大洪灾中恢复。

2025年7月，洪水导致拉苏瓦加迪关闭近6个月。中国修建临时桥后，口岸于1月1日重新开放。

此后交通已恢复。中国边境部门表示，截至6月，已有超过10万人经吉隆通关；尼泊尔移民纪录则显示，截至7月中旬一年内，拉苏瓦加迪共有53,742人次出入境。由于两组数据采用不同统计期间和计算方式，因此难以直接比较。

在尼泊尔移民口岸记录中，印度人是最大旅客群体，其次为尼泊尔人和中国人。

吉隆也已成为连接尼泊尔与中国的主要动脉之一。

总部位于加德满都的南亚贸易、经济和环境观察组织（South Asia Watch on Trade,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荣誉主席波什·拉杰·潘迪（Posh Raj Pandey）表示，拉苏瓦加迪与塔托帕尼（Tatopani；接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樟木口岸）同为尼泊尔对华两大主要贸易口岸，约占尼泊尔与此北方邻国29.5亿美元（198.3亿元人民币；935.9亿元新台币）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每天约有60至70辆货车穿越峡谷，向加德满都运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车辆、水果、服装及其他货物。潘迪表示，该路线还承担约80%的尼泊尔自中国进口电动车运输。

该口岸关闭后，尼泊尔日益依赖塔托帕尼。然而《加德满都邮报》报导，由于尼泊尔一侧存在山泥倾泻风险，中方也暂时关闭了该口岸。

该口岸同时位于连接该地区与加德满都的拟建铁路线上，这是尼泊尔与中国发展跨喜马拉雅铁路网络计划的一部分。

潘迪说：“尼泊尔应发展替代性的对华贸易路线，并重新审视更广泛的发展策略，包括过度集中在同一河流系统沿线建设水力发电项目。”

“我们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这篮子。我们需要发展另一个边境口岸。”

在边境另一侧，波卡雷尔仍不断想起那些如今失踪的同事，以及过去与他们的谈话。

去年的洪灾让拉苏瓦加迪关卡职员格外警觉风险。他说，夜里他们有时会“感受到震动”，于是走到外面查看河流状况。他们甚至曾讨论过，若再次发生洪灾，该如何向山上逃生。

“但我的朋友们没了这个机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抵达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合组织），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据路透社报导，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普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成员国领袖都到场。

此次峰会于8月31日至9月1日举行，主题为“上合组织25年：携手迈向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正式的元首理事会将于9月1日召开，另设“上合组织+”会议。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约半年后，伊朗元首首度与中、俄等成员国领袖同场——这让今年的峰会格外受到外界关注。

从边境安全合作到地缘政治舞台

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由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四国共同创立，初衷是解决边界争端、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随着伊朗与白俄罗斯先后在2023和2024年加入，成员国已扩增至10个，组织的政治对抗色彩也逐年上升。

许多分析认为，上合组织正加速演变为由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用以抗衡美国与西方体系的重要外交舞台——尽管其成立宣言明确写明，该组织“并非针对其他国家的联盟”。

比如，去年天津峰会上，普京抨击西方国家挑起乌克兰战争，习近平则谴责“恫吓行径”，被分析认为是暗指华盛顿才是美中紧张的麻烦制造者。路透社形容这是对美国“几乎不加掩饰的点名”。

今年外界关注的是：在伊朗及乌克兰战火尚未平息之际，作为上合组织“话事者”的中国，会针对这些区域冲突发出什么讯息？随着区域政治局势变动，上合组织能否从一个对外发声的平台，进一步成功凝聚成员、将政策落到实处？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侯氏台湾研究”（Hou Family Fellowship）研究员王哲谦（Felix Brender）向BBC中文分析，长期以来，上合组织往往长于象征意义与原则性宣言，短于执行。换言之，中国如今正推动更具体的合作，包括新的安全机制与上合开发银行，但真正的问题是：其他成员究竟准备投入多少实质内容？

“北京明确地将上合组织视为‘新型国际关系’的证明，”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印太项目执行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希望证明，全球南方能够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其金融体系——之外的机构。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展示它提供公共产品、支持发展的模式。”

伊朗问题的考验

伊朗于2023年加入上合组织，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军事关系，也与中国维持能源往来。此次峰会在中亚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确认亲自出席。

今年7月，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声明已对中东局势及伊朗周边情势表达关切，重申2025年《天津宣言》的立场：对伊朗领土的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并对伊朗最高领袖遇害及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同时主张以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这使伊朗问题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

多方分析指出，德黑兰此行的重点不在寻求集体军事介入——毕竟迄今中、俄均未显示派兵意向，经济援助规模也相对有限。伊朗更可能希望峰会文件延续对“使用武力”的定性，藉此凸显自己并非孤立无援，为争取重建资金、解冻资产累积声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副研究员、中东与伊朗问题专家阿纳希塔·莫塔泽德·拉德博士（Dr Anahita Motazed Rad）向BBC中文分析，伊朗是在极沉重的经济与战略压力下出席这次峰会。

她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并限制其石油出口与贸易、通胀、货币贬值与民生压力同时加剧之际，这次峰会不只是展示战略伙伴关系，更具有十分急迫的经济目的。

“德黑兰清楚，中国与上合组织不会提供北约式的军事保障。中国很可能支持伊朗，但也会十分谨慎，避免与华府正面冲突，”她说。

中南海的下一步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员伊娃·塞瓦特（Eva Seiwert）曾向BBC中文解释，上合组织扩大后，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一度大为提高，让中国和俄罗斯开始有底气向外界展示，两国远非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相反地，中俄的多边倡议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吸引力甚至在不断增加。”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习近平将与各国领导人就深化各领域合作、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就上合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及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作出规划。

对此，葛来仪向BBC中文分析，北京希望成员做到：对上合开发银行作出资金承诺；在相互结算中更多使用本国货币；加强供应链整合及对华贸易与投资；扩大执法、网路安全与情报共享合作（未必包括防务）；并公开背书中方理念及习近平提出的各项倡议，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不过，这类牵涉中亚、印度、俄罗斯等多国利益的大型项目该如何落实，一直是这类国际结盟组织长期被质疑之处。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教授阿尔乔姆·卢金（Artyom Lukin）也向港媒《南华早报》指出，作为欧亚大国多边对话论坛或外交表态的场合，上合组织确有一定价值，但不能被视为能交出具体成果的高效组织。

“它首先是清谈场所（talking shop），其次还是清谈场所。几乎人人都明白这一点。”他说。

新加坡国际关系评论员邓铭杰向BBC中文分析，中国自2022年起在上合组织所做的事，是把上合从“反三股势力、守边境”的组织，推向一个综合性的欧亚平台，并把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项倡议嵌入这套多边外壳。

他指出，这套公式从2018年青岛峰会一路稳到2025年天津峰会，向中亚国家展示：“中国资本是现成的未来；俄罗斯的安全品牌仍有用，但不再独家。”

“整套东西说穿了，就是共识旗帜下的中国工具箱。成员加入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没有人被要求成为盟友。北京不要求同盟式义务，它要的是背书、参与，以及不要阻挡（中国），”邓铭杰说。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王哲谦也向BBC中文分析，北京试图证明中国能够提供领导力，为更趋多极的秩序注入更多制度实质。但对于制度化应走到哪一步、成员愿在多大程度上靠拢中国主导的议程，各方共识则少得多。

“伊朗危机正是这套愿景的重要检验。伊朗等于在问：当一名成员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压力时，上合组织这套替代性的多极体系究竟能提供多少实际支持？”莫塔泽德·拉德博士说。

上合峰会结束后，习近平将紧接着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十年来首度到访埃及。9月1日，他已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称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将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习近平将于9月13日前往阔别七年的印度，出席金砖国家（BRICS）峰会。

近日，印度年轻女性在抗议活动中说脏话的影像引发一场不同寻常的辩论：当脏话出自女性之口时，是否更严重？

最新加入战团的是反对派国会议员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他不满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将看到年轻女性说脏话形容为“文化冲击”。

甘地表示：“男生说脏话就没有问题，而且是被允许的。但女生说脏话就是文化冲击？”

抗议者一直将怒火指向政府，而部分粗俗言语更直接针对总理，这引发莫迪支持者的愤怒。甚至许多批评莫迪政治立场的人也认为，这些女性已经越界。

抗议活动虽于一个月前结束，但拉胡尔·甘地的言论再次引发争论，焦点在于女性行动主义、女性公开表达观点，甚至强烈到使用脏话时，在印度社会会受到何种看待。

争议始于上个月。当时，一些年轻女性在德里及其他城市为期数周、要求教育改革的“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 CJP）抗议活动中，以粗俗言语辱骂总理。

莫迪本人则在一段自拍影片中回应此事。他表示，看到年轻女性使用脏话让他感到“文化冲击”，但也补充说自己原谅了她们。

然而，总理并未评论警方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也未声援那些表示因参与CJP抗议而遭网路霸凌、甚至收到强暴威胁的女性。

上周末，担任印度国会人民院（下议院）反对派领袖的拉胡尔·甘地，在西部城市浦那（Pune）的一场学生聚会上，批评莫迪有关“文化冲击”的说法。

他指出，在针对考试试题外泄事件的抗议中，男女示威者都曾使用粗俗语言，那么莫迪为何只谈论女性？

他的言论发表于数周前，当时羞辱莫迪的女性抗议者海报与影片在社群媒体上疯传。

警方开始调查涉及辱骂内容的贴文后，一名15岁少女卷入争议中心，遭网民在社群媒体上辱骂和威胁。

这名少女发布影片，为自己的用语道歉并请求原谅。她也表示已删除影片，但愤怒声浪仍未平息。

她身为单亲家长的母亲向当地媒体表示，这场争议迫使她们多次搬家。

抗议结束后，莫迪在 Instagram 分享的一段直式影片中展现较为和解的态度。他说：“一些调皮的孩子使用极其粗俗的脏话，这在文明社会中毫无容身之地。她们辱骂我，也辱骂我已故的母亲。这令人深感痛心。”

在回应支持者的愤怒时，他表示自己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是一种文化冲击。我们的女儿怎么会使用这样的语言？但我想说，童年时会犯错，而这正是一个改正的机会。”

在浦那的活动中，甘地表示，莫迪特别点出示威者的性别，其根源在于父权思想。

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认为女孩有其被限定的位置，而男孩则拥有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想说脏话，就能说脏话⋯⋯我们必须打碎这种父权体制。”

《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撰写热门性别专栏的记者纳米塔·班达雷（Namita Bhandare）告诉BBC，与一些人的说法相反，“印度女性当然会说脏话，这并不是新鲜事”。

在印度北部许多村庄，一项重要婚礼仪式就是新娘家族的女性在欢迎新郎亲友团时，以带有脏话的歌谣组曲欢唱，而没有人认为这具有冒犯性。

因此，班达雷表示，将简塔曼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集会上的言论描述为文化冲击，并因女性使用脏话而加以谴责，显示出一种“双重标准”，因为各种政治立场的政治人物——包括莫迪总理本人——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都曾对女性使用侮辱性言词。

在2022年的独立日演说中，莫迪呼吁印度人对抗“厌女”现象。他的政府推出多项旨在提升女性地位的计画，而莫迪在女性选民间支持度甚高。

但在许多情况下，莫迪及其政党同僚也因对女性缺乏尊重而遭批评。一些高层党员曾因针对女性服装发表厌女性言论而受到谴责。莫迪本人也曾因在2004年的一场集会中使用“泽西牛”一词（Jersey cow，以“牛”指称女性在英式英语中具有难缠、‘蠢女人’之意，以身形娇小的英属泽西岛乳牛作代词骂之则加强了侮辱意思），以及在2012年另一场活动中提及“价值5亿卢比的女朋友”（50 crore ki girlfriend）而遭批评。

这类批评并不限于印度人民党（BJP）。许多反对派政治人物，包括甘地所属的国大党成员，也曾面临类似指控。喀拉拉邦（Kerala）一名国大党领袖最近就因提及利用女性对政治对手提出虚假指控而引发公愤。

班达雷说：“女性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而且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然后当她们使用粗俗语言时，大家又会问，我们的女孩怎么能够咒骂和说脏话？”

自2014年以来推动“Gali Bandh Abhiyan”（旨在停止脏话使用的运动）的社会运动人士苏尼尔·贾兰（Sunil Jalan）表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脏话本身，而不是使用者的性别”。

在他这个非政府组织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来自印度28个邦及8个联邦属地、超过7万名受访者中，有55%坦承曾使用粗俗语言。

调查问题十分直接：你多久会听到或使用针对母亲、姊妹或女儿的辱骂性脏话？

他们于2025年发布的“印度脏话地图”（Gali Map of India）显示，北印度地区比例极高，德里达80%，旁遮普邦（Punjab）78%，北方邦（Uttar Pradesh）与比哈尔邦（Bihar）均为74%。南部多数邦低于44%，东北地区则介于15%至18%之间。

贾兰表示，这是印度首次就粗俗语言展开全国性对话，“希望能从中产生一些好的结果”。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就像一种在社会中扩散的病毒。喜剧、笑话和电影已把说脏话正常化，而这种现象需要受到遏制。”

但许多印度Z世代并不以同样方式看待粗俗语言。

“脏话与抗议长久以来一直相伴而行。它具有一种震撼效果，而这正是抗议的核心要素之一。”CJP发言人索拉夫．达斯（Sourav Das）早前告诉BBC。“有些人可能觉得不雅，有些人则不会。但它绝对不应被定为犯罪。”

而且，这类语言并不只存在于街头抗议。从电视辩论到法庭，甚至国会，粗俗言语与人身攻击愈来愈成为印度公共话语的一部分。

本周稍早，一段疯传影片显示，国营全印电视台（Doordarshan）的一名女主持人试图制止一名寺庙祭司对一名国大党发言人连番咒骂，而后者也以同样语言回击。

2023年，印度人民党国会议员拉梅什·比杜里（Ramesh Bidhuri）因在国会中对一名穆斯林议员使用带有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c）色彩的辱骂言词，并威胁对方，而遭广泛批评。随着舆论升温，他后来表示对自己的言论感到后悔。

社会学家希夫·维什瓦纳坦（Shiv Vishwanathan）表示：“脏话的使用，是民主更深层崩坏的症状，它显示讨论已经终结，也显示缺乏尊重。”

他说，当脏话出现在国会与法庭之中时，“这显示语言已经失序，论辩能力衰退，民主也在衰退”。

他认为，抗议者使用粗俗语言，是因为“当尊重感变得薄弱时，脏话就成为一种回应”。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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