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译《月黑高飞》、台译《刺激1995》）修复版在中国内地公映，官方字幕的多处翻译选择随即引发网路热议。影片翻译、性别学者接受BBC中文采访，阐述了各自的理解。

500码被译成500米，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译成“牢笼驯化”，同性恋（homosexual）译成“不同的人”，queer译成“变态”，就连那句吐槽识字太难、“难得像中文”的台词，也被译成了“天书”。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queer一词。在现代语境中，这个词常被译作“酷儿”，是涵盖非传统顺性别、LGBT社群的伞式名词；在《剑桥词典》中，它作形容词时也译作“怪异的、古怪的”。平权运动之前，queer在英语世界带有明显贬义，是加诸LGBT群体的侮辱性称呼；平权运动之后，这个词被社群主动“解构”，重新赋予身分认同的含义，成为一种自我指称。

影片在中国重映之后，子墨（化名）在小红书、threads等平台发布对此次官方引进译制字幕的异见。子墨目前在浙江读书，曾在版权和“引进文化”问题上饱受争议的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担任翻译，自2018年起已翻译过数十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正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我觉得翻译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也是了解国外知识文化的重要途径，怎么可以把码译成米、英寸译成寸？”子墨告诉BBC中文，“公映版本的翻译和经典版完全不一样，让重看这部电影‘补票’的观众产生了文化差异感，甚至文化冲击。”

这部首映于1994年的奥斯卡经典，在中国内地此前32年间从未公映，观众主要通过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等民间管道观看。它也是豆瓣（中国影视评分网站）评分最高的影片：超过333万名用户为其打出9.7分（满分10分），高居全站榜首。

然而，这部经典之作的票房表现并不理想。据票房统计平台猫眼数据，上映5天（含周末）以来，累计票房仅1322.3万元，上座率仅1.5%，场均人次1.6人。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引进方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字幕翻译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旗下的上海电影译制厂负责——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译制厂之一，此前曾译制《简·爱》《巴黎圣母院》等经典影片。32年来首次公映，也意味着这是中国官方首次为这部经典影片提供“官方”翻译版本。

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包宏伟长期研究中国酷儿文化，他指出，尽管近年中国的酷儿空间持续萎缩、本土酷儿题材作品几乎无法公映，但西方酷儿电影和剧集仍保有有限的公映空间，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酷儿主题的作品。“《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带有酷儿隐喻的电影，其解读空间开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审查。”

上海一名长期与影院合作、从事地下放映的影视爱好者告诉BBC中文，他从已购票观影的朋友处得知了这些“不同以往”的译制字幕，感到十分不快。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受访。

“翻译成这样还要我去电影院‘补票’？想都别想，这简直是侮辱这部电影，侮辱观众。”他这样告诉BBC中文。

这样翻译，究竟有没有问题？

子墨在小红书发帖质疑后，引来上千条评论，支持与质疑的声音皆有。

包宏伟对BBC中文表示，不能简单为一个翻译版本贴上“好”或“坏”、“对”或“错”的标签。他以queer一词为例：这个词虽然带有偏见色彩，但放在影片设定的时代背景下，它本就是一个带有污名化含义的词，直到平权运动兴起，这个词才被重新解构，被赋予了今天“酷儿”的含义。

“翻译是其自身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译者似乎运用了特定的语言和文化策略来传达电影信息，有一定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够理解其中的文化指涉。”

在他看来，以“不同的人”指代同性恋，恰恰体现了译者对社会文化语境的高度敏感；而将“make love under tree”（直译应为“在树下做爱”）译成“许下终身”，则是运用了中国读者熟悉、具有本土色彩的表达方式。

“我认为这些不是带有偏见的翻译，而是有创造性的翻译，能呈现译者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对本土语境的敏锐感知。”包宏伟称。

子墨说，他也看到了这些评论，也理解背后的考量，但依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削弱、甚至抹去了LGBT社群的可见度。作为曾经的字幕组译者，他担心这样的翻译会让新一代年轻人意识不到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存在这样的社群，也让中国的LGBT社群即便走进影院，依然感觉自己“失声”。

“翻译有一种命名的能力。一个词、一个社群被如何命名，会为观众打开更多的可能性。一个可能被同性吸引的孩子走进影院，看到官方译制成这样，他会问：‘我到底哪里不一样了？’”子墨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字社会学讲师葛亮持相近观点。他认为，语言本身具有力量：在内地观众普遍英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更依赖字幕理解剧情，若queer被直接译为“变态”，将会对公众、尤其是尚处于自我探索期的年轻人，产生不利影响。

来自政府的审查

观众的呼声，在中国并不容易被听见。一部电影要走正规院线渠道与观众见面，需经过多重审核，其中最严格的两项，分别是发行数量审核和叙事内容审核。

前者是中国长期对进口电影实施的配额制度：它限制了能够通过院线直接触达观众的海外电影数量，客观上也催生了庞大的地下资源交换市场——子墨曾任职的人人影视、远鉴等各民间字幕组自行译制最新海外影视作品并带入国内流传。尽管这些字幕组在版权问题上饱受争议，但对于中国内地的大多数观众而言，它们的译制作品是连接国际影视的重要管道。

内容审核则是所有中外影视、书籍进入中国市场都无法绕开的关卡。在LGBT议题上，中国政府的公开表态一直讳莫如深，但在实际行动上态度明显。子墨认为，此次《肖申克的救赎》的翻译选择，正与这种氛围有关。

2004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直接将同性性行为定性为“性变态”；2014年“扫黄打非”行动中，LGBT相关内容遭到集中审查、清理；2025年，多地执法机关跨省抓捕海棠文学城的耽美（BL）写手，对描写同性感情的作者展开追捕与处罚，这一做法也被舆论称为“远洋捕捞”，即地方执法机关跨区域办案以创收。

“在当局的主导下，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性取向与性别表达，始终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如果官方翻译呈现的是这种态度，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它就是在这种逻辑下被制作出来的。”葛亮告诉BBC中文。

他同时指出，queer这个词本身在电影设定的时空语境下无关痛痒，这句台词原本也并非为LGBT群体发声。“很难判断这是否代表官方真正的立场，但我认为它反映的正是官方一贯‘不鼓励、不认可、不表态’的态度。”

“你说它是‘变态’，还是‘酷儿’，其实都无所谓，官方的态度始终是无所谓、不认可。”葛亮说。

子墨表示：“我不是要批判这位译者，我理解他的难处、考量与取舍。但我还是觉得，这么好的一部作品，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这个版本留下了一些遗憾。”

他同时强调，不该被忽视的是，对本土LGBT社群，尤其是年轻一代而言，某些表达方式消失后，往往会有另一些表达以转型的方式重新出现。

“一个真实的人，不会因为当局不允许表达情感，就突然没有了欲望，也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审美和爱情。他们只会把‘我是gay’转化成‘社会主义兄弟情’之类委婉的说法，继续寻找生存的土壤。就像queer这个词，也是从污名化的称谓，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社群的自我认同一样。”

老人们蹙着眉，拄着拐杖蹒跚前行；瞪大双眼的孩子怀抱着鸡，那是他们被迫离开家园时，唯一能带走的东西。

“回到自己的国家，感觉很好。”35岁的娜齐亚（Nazia）说。几分钟前，她才刚从自己出生的巴基斯坦越境进入阿富汗。

托尔坎口岸（Torkham crossing）被称为“零点”，一道艰难生活在此结束，另一段生活也由此开始。

“但我以前从未来过阿富汗，而这里很多人甚至连填饱肚子的面包都没有。”娜齐亚边叹气，边带着两名孩子走向登记柜檯，沿途可见悬挂着黑白相间塔利班旗帜的设施。

她几乎所有家人，包括八名姊妹及她们的子女，今年都从巴基斯坦或伊朗被遣返阿富汗。

他们是全球最大规模跨境人口流动的一部分。

数十年来，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人为了寻求庇护或工作，越境前往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接管政权以来，逃离阿富汗的人数持续增加。

随着这两个邻国加强打击无证移民，如今大多数人被迫返回，包括娜齐亚一家。

但联合国及人权组织表示，这场安全清查行动远远超出无证群体，注册在案的阿富汗人也受到影响。就连巴基斯坦如今也公开表示，持有“登记证明”的阿富汗人不获豁免。

驱逐行动未见停止迹象。

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数字，今年从巴基斯坦和伊朗被迫返回阿富汗的人数，已再增加100万。

“在不到三年里，我们看到600万人返回阿富汗，而这个人口规模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小国。”联合国难民署驻阿富汗发言人查理·古德莱克（Charlie Goodlake）说。

“近代史上，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遣返潮。”他站在边境附近、炎热难耐的帐篷营地中强调。

眼前一片荒凉景象，到处是帆布和塑胶搭建的帐篷，其中许多已破损不堪。这些设施由联合国及其他援助机构搭建，为无处可去、刚抵达的人们提供几晚的栖身之所。

不少“返乡者”数十年来从未踏足阿富汗。许多人像娜齐亚一样，更是从未来过此处。

“45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大多数兄弟都是在巴基斯坦出生。”萨尔瓦（Sarwar）说。

他几天前才刚抵达，同行有他七名兄弟及他们的家人，组成一共40人的车队，所有家当都杂乱地塞进一辆笨重的巴基斯坦货车里。

“我们在那边住了很长时间，所以当他们迫使我们离开家园时，我当然感到心碎。”他说。

“但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痛苦，我也感到高兴，因为我终于摆脱了巴基斯坦警方的骚扰。”

我们遇到的每个家庭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巴基斯坦曾遭受当局的偏见和骚扰。

巴基斯坦政府未回应BBC的查询，但外交部发言人周日在伊斯兰堡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政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国民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或虐待。如有此类事件，均属个别情况，会完全依法处理。”

巴基斯坦和伊朗都表示，阿富汗人早就应该返回家园，指责其中一些人构成安全风险，另一些人则造成财政负担。

去年10月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后，巴基斯坦的驱逐行动以及有关虐待的指控均有所加剧。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在2月指出，当局进行了“挨家挨户搜查、深夜搜查住所，以及无搜查令拘捕”。

至于伊朗，该国去年声称境内有超过400万名无证阿富汗人。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及美国爆发为期12天的战争后，大规模遣返行动加快。

总部位于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指责当局利用战后局势，“对阿富汗移民散播猜忌——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并把他们标记为以色列的潜在间谍”。

联合国难民署继续强调，任何遣返都应该符合“自愿、安全且有尊严的”人道原则。

但在托尔坎口岸，萨尔瓦的弟媳扎丽娜（Zarina）就哀叹他们面对的前路茫茫：“我们没有资源创业或谋生，甚至没有自己的帐篷可以居住。”

在这个荒芜的过境帐篷内，41℃的酷热几乎无处可躲。扎丽娜与一群神情焦虑的妇女及她们的孩子挤坐在一起。

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女性被禁止参与大部分公共生活，包括接受中学及大学教育。作为女性，她们是否担心自己和女儿们的未来？

40岁的扎丽娜转身，挥臂示意四周：“看看她们，全都是女孩。我当然很担心。”

一些返乡者不只是担心；他们感到恐惧。

“我不会离开这所房子。”一名曾任阿富汗保安人员的男子语带紧张地告诉我们。

他先被伊朗遣返，之后又遭巴基斯坦遣返；我们在远离边境的一处地方与他见面，那里是他希望可以安全藏身的住所。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也害怕外出。”

塔利班政府在重新夺权后几天曾宣布特赦，表示前政府官员、保安人员和公务员不会遭到报复，并鼓励他们返回工作岗位。

但这名男子不相信塔利班政府的特赦。

“我不相信他们的特赦，因为我的许多同事都被杀了。”他说，他的个案已在联合国登记，但在能够转移到更安全的国家之前，他便遭到遣返。

经济困境更加深了这种痛苦。全球对外援助大幅削减的冲击，在阿富汗尤为剧烈——塔利班至今仍因恐怖主义和人权问题受到制裁，深陷困局。

巴基斯坦周日确认，已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向1.6万名处境脆弱的阿富汗人发放临时豁免，暂缓将其驱逐，这一决定获得联合国欢迎。

但消息人士估计，在巴基斯坦面临严重伤害风险的阿富汗人，可能多达25万人，其中包括将被剥夺受教育权的妇女和女孩。

在喀布尔外交部那座颇为气派的院落里，塔利班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Amir Khan Muttaqi）试图摆出一副从容的姿态。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些援助。”他承认道，“他们的返乡确实带来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对他们和阿富汗都有好处。”

在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后的最初几年，该政府的一些部长曾对人道主义问题轻描淡写，声称一切自有真主安排。

联合国如今估计，今年有2,190万人、接近全国一半的人口，需要援助才能生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上周表示，有100万名儿童正面临“危及生命”的营养不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种危机。”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古德莱克评估道，同时承认塔利班政府正努力协助返乡者抵达时获得援助。

但他补充说：“我们也知道，他们实施的许多限制和法令，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措施，无助于我们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塔利班外交部长穆塔基重申官方立场，表示女童教育等议题属阿富汗人的“内部事务”，应由阿富汗人自行解决。

对女性施加的严厉限制，是塔利班与国际社会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亦令塔利班付出代价。五年过去，至今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

但被问及这一点时，穆塔基强调，塔利班与中国、印度等邻国，以及中亚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日益深化。

至于喀布尔相对被西方国家孤立的状况，他反问：“过去五年那些没有与我们建立关系的国家，他们又得到了什么？”

他自问自答：“甚么都没有（Nothing）。”

“甚么都没有（Nothing）”这句话，我们在“零点”遇到的每个家庭都说过，但所指的意思截然不同。

他们每个人都正踏上最艰难的归途，几乎一无所有，却要从头开始。

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告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开庭，黄之锋认罪。

香港高等法院原定将周三（9月2日）聆讯列为答辩及判刑（Plea and Sentence），但判刑押后至另日进行。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涉及多宗案件，他自2020年底因包围警总案、47人案还押及认罪判囚，至今已失去自由逾2,100天。他原有望于2027年1月刑满出狱，如今“串谋勾结”案认罪后，刑期未知长短。

控方罗列国安法前“国际游说”行程

案件于10: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2:00）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有别于之前的“勾结”罪审判，高院此次并未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的大型法庭开庭审理。

黄之锋身穿深蓝色长袖裇衫、戴黑框眼镜，出庭时向旁听席挥手。现场有旁听人士高呼“早晨呀之锋”、“之锋顶住呀”，黄笑着点头。

庭上读出控罪，黄之锋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间，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制裁、封锁香港特区或中国，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开庭后控方先宣读案情。

案情指，黄之锋和罗冠聪二人分别为2016成立的“香港众志”秘书长及创会主席。控方指二人早在2016年达成串谋，透过国际游说（international lobbying）达到“民主自决”主张。

控方提到，黄之锋和罗冠聪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曾多次参与国际游说，包括2016年到2019年间到过美国、德国及意大利，并出席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在美国期间会晤当地政要，如时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裴洛西）、时任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鲁比奥／鲁比欧）等。二人被指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该法案于2019年11月27日生效，授权美国政府可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个人与组织，并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查香港是否仍拥有足够自治、符合获得贸易特殊地位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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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实体会面外，控方亦指黄之锋及罗冠聪提出多个国际联署，要求外国制裁港府并就国安法施压，包括要求美国等停止向香港警察供应装备。

《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控方指香港众志当日解散停运，罗冠聪离港；7月，黄之锋在Facebook发文提到自己不会删帖文及放弃政治立场，会继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案情指，虽然控罪时段由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后起计，但控方指二人在该法生效前已开始参与“国际线”，方式包括发起联署、到海外进行游说。

此外，案情又指7月17日，罗冠聪发起网上联署，要求以色列数位鉴识公司 Cellebrite 停止与香港警方合作、出售软件。10月，Cellebrite 发声明表示停止向香港及中国客户提供产品。罗当时发文，指结果是联署成功的成果，并呼吁其他公司效仿。

案情指，《国安法》生效后二人共同意图（common-intention）不变，藉分别留港及在海外，藉由交平台及国际媒体继续参与“国际线”。

控方读毕案情，法官问黄之锋是否同意案情，黄站立回答：“Confirm（确认）。”

辩方求情指“不及黎智英案严重”

案件随即进入求情程序。

辩方指，黄之锋于香港出生，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时他只有23岁，同年11月他因其他案件一直还押至今，下月将满30岁。

辩方指，如果不计本案，他原本因47人案服刑至2027年1月，据了解，惩教署未有给予酌情减刑。

辩方指黄于狱中并无浪费时间，他阅读超过100本书籍，持正面态度，期望有一天获释后可以照顾年迈家人。

在量刑方面，辩方指“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仅有黎智英案作对比，指此案没有黎案严重，当时黎智英被视为主脑，量刑起点以监禁15年为计，另外没有作供的被告获三分之一认罪扣减，最终判处10年。

辩方求情，望法庭以监禁3至10年、较低量刑起点来判决。

法官听毕辩方求情后，宣布押后判刑，日期另行通知。聆讯于中午12点前结束，黄之锋离开法院前，与在场旁听的前学民思潮成员挥手道别。

在开庭前的早上，高等法院外约40人排队轮候旁听筹，包括社运人士及多名黄之锋好友。现场有多名军装警员戒备。

前学民思潮成员、认识黄之锋十多年的Louis Lee对记者表示，黄原有望于2027年1月出狱，得悉再被控后，大家都不开心，但看到他（黄）在狱中继续努力读书、看书，也有不停向上去发掘新的兴趣，如学吉他和健身，“希望大家都学习到他”。

另一名友人Candy表示，预料判刑达十年以上，“希望他平安”。

前社民连成员曾健成（阿牛）表示，黄之锋至今已坐监两千多日，希望法庭轻判，但称判刑结果“国家话事”，形容目前香港“由治及兴、鸦雀无声”。

“串谋勾结罪”可判囚终身

目前因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案仍在赤柱监狱服刑的黄之锋，于2025年6月6日在狱中被捕，同日被押往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及起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他是继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后，第二宗在香港被起诉“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案件，也是黄之锋第二宗涉及《香港国安法》相关的案件。

案件于2026年5月于西九龙裁判法院完成交付程序，转介到高等法院进行审判。黄之锋由大律师司徒子朗代表，控方由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刘德伟代表。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罪一经定罪，可判监3年以上、10年以下。若属罪行重大，则可判囚10年以上至终身。

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因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间的“6.21围警总案”被还押，其后被判刑。他在“47人案”中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各界回应

黄之锋被捕后，美国国务院透过电邮回覆《美国之音》，谴责香港当局对黄之锋提出新的国安指控、呼吁北京与香港当局撤销对黄之锋的指控，国际院发言人表示此举是对香港未来的悲剧性打击。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撑腰张目，恶意抹黑香港警方正常执法行动，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香港特区政府亦谴责及反对美方说法，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黄之锋所涉及案件的法律程序尚在进行中，任何人均不应评论有关案件。特区政府强烈敦促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等立即停止干预特区的内部事务和特区法院独立行使的审判权。”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白舒然（Sarah Brooks）在黄之锋被捕后表示，这项针对黄之锋的指控，“突显当局对异见人士的恐惧，亦显示港府不惜一切手段，力求将这些人士长期关押，以持续打压香港的公民行动和社会参与。”

黄之锋曾领导学生政治团体学民思潮，后与罗冠聪等人创立政党“香港众志”，该党于《香港国安法》颁布前夕宣布解散，黄之锋及罗冠聪亦于法例生效前夕宣布辞去政党职务及退出。

被指涉案的罗冠聪于《国安法》生效前离开香港，目前获英国政治庇护。

2023年7月，罗冠聪被香港国安警察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悬红100万港元（12.76万美元；85.75万元人民币；403.68万元新台币）通缉。

补充报导：李雨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