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译《月黑高飞》、台译《刺激1995》）修复版在中国内地公映，官方字幕的多处翻译选择随即引发网路热议。影片翻译、性别学者接受BBC中文采访，阐述了各自的理解。

500码被译成500米，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译成“牢笼驯化”，同性恋（homosexual）译成“不同的人”，queer译成“变态”，就连那句吐槽识字太难、“难得像中文”的台词，也被译成了“天书”。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queer一词。在现代语境中，这个词常被译作“酷儿”，是涵盖非传统顺性别、LGBT社群的伞式名词；在《剑桥词典》中，它作形容词时也译作“怪异的、古怪的”。平权运动之前，queer在英语世界带有明显贬义，是加诸LGBT群体的侮辱性称呼；平权运动之后，这个词被社群主动“解构”，重新赋予身分认同的含义，成为一种自我指称。

影片在中国重映之后，子墨（化名）在小红书、threads等平台发布对此次官方引进译制字幕的异见。子墨目前在浙江读书，曾在版权和“引进文化”问题上饱受争议的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担任翻译，自2018年起已翻译过数十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正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我觉得翻译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也是了解国外知识文化的重要途径，怎么可以把码译成米、英寸译成寸？”子墨告诉BBC中文，“公映版本的翻译和经典版完全不一样，让重看这部电影‘补票’的观众产生了文化差异感，甚至文化冲击。”

这部首映于1994年的奥斯卡经典，在中国内地此前32年间从未公映，观众主要通过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等民间管道观看。它也是豆瓣（中国影视评分网站）评分最高的影片：超过333万名用户为其打出9.7分（满分10分），高居全站榜首。

然而，这部经典之作的票房表现并不理想。据票房统计平台猫眼数据，上映5天（含周末）以来，累计票房仅1322.3万元，上座率仅1.5%，场均人次1.6人。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引进方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字幕翻译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旗下的上海电影译制厂负责——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译制厂之一，此前曾译制《简·爱》《巴黎圣母院》等经典影片。32年来首次公映，也意味着这是中国官方首次为这部经典影片提供“官方”翻译版本。

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包宏伟长期研究中国酷儿文化，他指出，尽管近年中国的酷儿空间持续萎缩、本土酷儿题材作品几乎无法公映，但西方酷儿电影和剧集仍保有有限的公映空间，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酷儿主题的作品。“《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带有酷儿隐喻的电影，其解读空间开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审查。”

上海一名长期与影院合作、从事地下放映的影视爱好者告诉BBC中文，他从已购票观影的朋友处得知了这些“不同以往”的译制字幕，感到十分不快。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受访。

“翻译成这样还要我去电影院‘补票’？想都别想，这简直是侮辱这部电影，侮辱观众。”他这样告诉BBC中文。

这样翻译，究竟有没有问题？

子墨在小红书发帖质疑后，引来上千条评论，支持与质疑的声音皆有。

包宏伟对BBC中文表示，不能简单为一个翻译版本贴上“好”或“坏”、“对”或“错”的标签。他以queer一词为例：这个词虽然带有偏见色彩，但放在影片设定的时代背景下，它本就是一个带有污名化含义的词，直到平权运动兴起，这个词才被重新解构，被赋予了今天“酷儿”的含义。

“翻译是其自身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译者似乎运用了特定的语言和文化策略来传达电影信息，有一定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够理解其中的文化指涉。”

在他看来，以“不同的人”指代同性恋，恰恰体现了译者对社会文化语境的高度敏感；而将“make love under tree”（直译应为“在树下做爱”）译成“许下终身”，则是运用了中国读者熟悉、具有本土色彩的表达方式。

“我认为这些不是带有偏见的翻译，而是有创造性的翻译，能呈现译者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对本土语境的敏锐感知。”包宏伟称。

子墨说，他也看到了这些评论，也理解背后的考量，但依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削弱、甚至抹去了LGBT社群的可见度。作为曾经的字幕组译者，他担心这样的翻译会让新一代年轻人意识不到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存在这样的社群，也让中国的LGBT社群即便走进影院，依然感觉自己“失声”。

“翻译有一种命名的能力。一个词、一个社群被如何命名，会为观众打开更多的可能性。一个可能被同性吸引的孩子走进影院，看到官方译制成这样，他会问：‘我到底哪里不一样了？’”子墨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字社会学讲师葛亮持相近观点。他认为，语言本身具有力量：在内地观众普遍英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更依赖字幕理解剧情，若queer被直接译为“变态”，将会对公众、尤其是尚处于自我探索期的年轻人，产生不利影响。

来自政府的审查

观众的呼声，在中国并不容易被听见。一部电影要走正规院线渠道与观众见面，需经过多重审核，其中最严格的两项，分别是发行数量审核和叙事内容审核。

前者是中国长期对进口电影实施的配额制度：它限制了能够通过院线直接触达观众的海外电影数量，客观上也催生了庞大的地下资源交换市场——子墨曾任职的人人影视、远鉴等各民间字幕组自行译制最新海外影视作品并带入国内流传。尽管这些字幕组在版权问题上饱受争议，但对于中国内地的大多数观众而言，它们的译制作品是连接国际影视的重要管道。

内容审核则是所有中外影视、书籍进入中国市场都无法绕开的关卡。在LGBT议题上，中国政府的公开表态一直讳莫如深，但在实际行动上态度明显。子墨认为，此次《肖申克的救赎》的翻译选择，正与这种氛围有关。

2004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直接将同性性行为定性为“性变态”；2014年“扫黄打非”行动中，LGBT相关内容遭到集中审查、清理；2025年，多地执法机关跨省抓捕海棠文学城的耽美（BL）写手，对描写同性感情的作者展开追捕与处罚，这一做法也被舆论称为“远洋捕捞”，即地方执法机关跨区域办案以创收。

“在当局的主导下，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性取向与性别表达，始终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如果官方翻译呈现的是这种态度，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它就是在这种逻辑下被制作出来的。”葛亮告诉BBC中文。

他同时指出，queer这个词本身在电影设定的时空语境下无关痛痒，这句台词原本也并非为LGBT群体发声。“很难判断这是否代表官方真正的立场，但我认为它反映的正是官方一贯‘不鼓励、不认可、不表态’的态度。”

“你说它是‘变态’，还是‘酷儿’，其实都无所谓，官方的态度始终是无所谓、不认可。”葛亮说。

子墨表示：“我不是要批判这位译者，我理解他的难处、考量与取舍。但我还是觉得，这么好的一部作品，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这个版本留下了一些遗憾。”

他同时强调，不该被忽视的是，对本土LGBT社群，尤其是年轻一代而言，某些表达方式消失后，往往会有另一些表达以转型的方式重新出现。

“一个真实的人，不会因为当局不允许表达情感，就突然没有了欲望，也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审美和爱情。他们只会把‘我是gay’转化成‘社会主义兄弟情’之类委婉的说法，继续寻找生存的土壤。就像queer这个词，也是从污名化的称谓，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社群的自我认同一样。”

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告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开庭，黄之锋认罪。

香港高等法院原定将周三（9月2日）聆讯列为答辩及判刑（Plea and Sentence），但判刑押后至另日进行。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涉及多宗案件，他自2020年底因包围警总案、47人案还押及认罪判囚，至今已失去自由逾2,100天。他原有望于2027年1月刑满出狱，如今“串谋勾结”案认罪后，刑期未知长短。

控方罗列国安法前“国际游说”行程

案件于10:00（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2:00）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有别于之前的“勾结”罪审判，高院此次并未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的大型法庭开庭审理。

黄之锋身穿深蓝色长袖裇衫、戴黑框眼镜，出庭时向旁听席挥手。现场有旁听人士高呼“早晨呀之锋”、“之锋顶住呀”，黄笑着点头。

庭上读出控罪，黄之锋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日期间，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制裁、封锁香港特区或中国，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开庭后控方先宣读案情。

案情指，黄之锋和罗冠聪二人分别为2016成立的“香港众志”秘书长及创会主席。控方指二人早在2016年达成串谋，透过国际游说（international lobbying）达到“民主自决”主张。

控方提到，黄之锋和罗冠聪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曾多次参与国际游说，包括2016年到2019年间到过美国、德国及意大利，并出席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在美国期间会晤当地政要，如时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裴洛西）、时任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鲁比奥／鲁比欧）等。二人被指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该法案于2019年11月27日生效，授权美国政府可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个人与组织，并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查香港是否仍拥有足够自治、符合获得贸易特殊地位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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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实体会面外，控方亦指黄之锋及罗冠聪提出多个国际联署，要求外国制裁港府并就国安法施压，包括要求美国等停止向香港警察供应装备。

《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控方指香港众志当日解散停运，罗冠聪离港；7月，黄之锋在Facebook发文提到自己不会删帖文及放弃政治立场，会继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案情指，虽然控罪时段由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后起计，但控方指二人在该法生效前已开始参与“国际线”，方式包括发起联署、到海外进行游说。

此外，案情又指7月17日，罗冠聪发起网上联署，要求以色列数位鉴识公司 Cellebrite 停止与香港警方合作、出售软件。10月，Cellebrite 发声明表示停止向香港及中国客户提供产品。罗当时发文，指结果是联署成功的成果，并呼吁其他公司效仿。

案情指，《国安法》生效后二人共同意图（common-intention）不变，藉分别留港及在海外，藉由交平台及国际媒体继续参与“国际线”。

控方读毕案情，法官问黄之锋是否同意案情，黄站立回答：“Confirm（确认）。”

辩方求情指“不及黎智英案严重”

案件随即进入求情程序。

辩方指，黄之锋于香港出生，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生效时他只有23岁，同年11月他因其他案件一直还押至今，下月将满30岁。

辩方指，如果不计本案，他原本因47人案服刑至2027年1月，据了解，惩教署未有给予酌情减刑。

辩方指黄于狱中并无浪费时间，他阅读超过100本书籍，持正面态度，期望有一天获释后可以照顾年迈家人。

在量刑方面，辩方指“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仅有黎智英案作对比，指此案没有黎案严重，当时黎智英被视为主脑，量刑起点以监禁15年为计，另外没有作供的被告获三分之一认罪扣减，最终判处10年。

辩方求情，望法庭以监禁3至10年、较低量刑起点来判决。

法官听毕辩方求情后，宣布押后判刑，日期另行通知。聆讯于中午12点前结束，黄之锋离开法院前，与在场旁听的前学民思潮成员挥手道别。

在开庭前的早上，高等法院外约40人排队轮候旁听筹，包括社运人士及多名黄之锋好友。现场有多名军装警员戒备。

前学民思潮成员、认识黄之锋十多年的Louis Lee对记者表示，黄原有望于2027年1月出狱，得悉再被控后，大家都不开心，但看到他（黄）在狱中继续努力读书、看书，也有不停向上去发掘新的兴趣，如学吉他和健身，“希望大家都学习到他”。

另一名友人Candy表示，预料判刑达十年以上，“希望他平安”。

前社民连成员曾健成（阿牛）表示，黄之锋至今已坐监两千多日，希望法庭轻判，但称判刑结果“国家话事”，形容目前香港“由治及兴、鸦雀无声”。

“串谋勾结罪”可判囚终身

目前因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案仍在赤柱监狱服刑的黄之锋，于2025年6月6日在狱中被捕，同日被押往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及起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他是继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后，第二宗在香港被起诉“勾结外国势力”罪的案件，也是黄之锋第二宗涉及《香港国安法》相关的案件。

案件于2026年5月于西九龙裁判法院完成交付程序，转介到高等法院进行审判。黄之锋由大律师司徒子朗代表，控方由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刘德伟代表。

根据《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罪一经定罪，可判监3年以上、10年以下。若属罪行重大，则可判囚10年以上至终身。

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因2019年反修例示威期间的“6.21围警总案”被还押，其后被判刑。他在“47人案”中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各界回应

黄之锋被捕后，美国国务院透过电邮回覆《美国之音》，谴责香港当局对黄之锋提出新的国安指控、呼吁北京与香港当局撤销对黄之锋的指控，国际院发言人表示此举是对香港未来的悲剧性打击。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撑腰张目，恶意抹黑香港警方正常执法行动，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香港特区政府亦谴责及反对美方说法，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黄之锋所涉及案件的法律程序尚在进行中，任何人均不应评论有关案件。特区政府强烈敦促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等立即停止干预特区的内部事务和特区法院独立行使的审判权。”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白舒然（Sarah Brooks）在黄之锋被捕后表示，这项针对黄之锋的指控，“突显当局对异见人士的恐惧，亦显示港府不惜一切手段，力求将这些人士长期关押，以持续打压香港的公民行动和社会参与。”

黄之锋曾领导学生政治团体学民思潮，后与罗冠聪等人创立政党“香港众志”，该党于《香港国安法》颁布前夕宣布解散，黄之锋及罗冠聪亦于法例生效前夕宣布辞去政党职务及退出。

被指涉案的罗冠聪于《国安法》生效前离开香港，目前获英国政治庇护。

2023年7月，罗冠聪被香港国安警察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悬红100万港元（12.76万美元；85.75万元人民币；403.68万元新台币）通缉。

补充报导：李雨梦

自2020年11月被关押以来，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多宗罪名，至今已身在狱中接近六年。

原定于2027年1月会被获释，但2025年6月一个早上，黄之锋于狱中再次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这次的罪名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在此之前，他正在因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另一个罪名“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服刑。

2026年9月2日，黄之锋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案件时认罪，法官押后判刑。“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从学民思潮到香港众志

“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我们也不会放弃在这艰难时刻，呼吁香港人在这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贵的。”

这是黄之锋被关押前，在香港法庭外会见大批传媒时，最后一次向公众作出的寄语。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早在中学的时候，已因社会运动而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11年，当时只有14岁的黄之锋与其他中学生走在一起，自发成立了香港首个中学生政团“学民思潮”。

当时，香港政府正打算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政策，计划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设定为必修课。2012年，由黄之锋担任召集人的学民思潮发起“反国教运动”，当时组织了约12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

黄之锋并未沉寂下来，之后一直活跃于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当中。2014年，黄之锋与其他学运领袖在雨伞运动前夕，号召示威者冲入俗称“公民广场”的香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随后雨伞运动爆发。

学民思潮于2016年宣布停运，同年由学民思潮和香港学联前成员牵头组成的政党“香港众志”成立，当时20岁的黄之锋是其中一名创辨人，并且担任该政党的秘书长。此举亦标志着黄之锋从学运领袖转型成为政治人物。

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黄之锋本来计划参与当年的选举，但获告知因其“鼓吹或推动民主自决”而令他的选举提名无效。2020年，黄之锋参与了民主派初选，在九龙东以高票数“出线”，随后宣布参与当年的立法会选举，但参选资格亦被取消。

在2020年中国颁布《香港国安法》前夕，黄之锋及多名香港众志成员辞任职务，这个成立仅四年的年轻政党亦宣告解散。

北京眼中的“反中乱港”分子

黄之锋曾经在2014年登上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亦被选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的少年。

2017年，美国导演乔·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亦制作了以黄之锋为主题的纪录片《黄之锋：少年vs超级大国》（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

2018年，有美国国会议员联署，提名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不管是在香港本地政坛或是在国际社会上，黄之锋一直拥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在雨伞运动结束之后、反修例运动期间，他亦有向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进行不同的游说工作。2019年的时候，他曾与何韵诗到美国国会作证，呼吁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在北京当局眼中，黄之锋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反中乱港”分子。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曾批评香港众志以“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名义发起罢课公投反对国安法，并且点名批评黄之锋及郑家朗“为自己的罪行再添下重重的一笔”。

据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曾在2021年出席研讨会时，点名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为“反中乱港分子当中的极端恶劣者”。

国安法后的长期关押

自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黄之锋因参与社会及政治运动而涉及多宗刑事案件。

雨伞运动后，他与另外两名学运领袖周永康及罗冠聪，因“公民广场案”被裁定“非法集结”罪与“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罪名成立，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而上诉，法庭改判三人入狱六至八个月，三人入狱后再就刑期提出终极上诉，香港终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审中社会服务令或缓刑的判决。

“公民广场案”是黄之锋首次因参与社会运动而入狱。之后他亦被控在雨伞运动旺角一带清场期间，因违反禁制令而藐视法庭，经上诉刑期后由入狱三个月减至两个月。

黄之锋于2019年6月17日服刑完毕，随即参与当时已经爆发多天的反修例运动，于6月21日因围堵警察总部而被控煽惑他人、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名。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际，外界盛传黄之锋是“头号目标”之一。

他曾在入狱前夕接受过BBC访问，自国安法实施后，他被不明车辆跟踪的情况愈来愈频密。当被问及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身上最糟糕的时候，黄之锋表示：“被秘密特工逮捕，立即引渡至中国（大陆），被送进北京的黑监狱，而且诉讼是在中国（大陆）而非香港进行。”

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是黄之锋首宗被控与《香港国安法》罪名相关的案件，他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连同其他控罪，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获释前不足两年，黄之锋再被控告另一宗“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名，人权组织形容，这是香港政府力求将异见人士进行长期的关押。

根据《香港国安法》，该罪行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境山洪暴发，至今造成过千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联。

在泥石流灾难过后，危险并未结束。

事发河谷上游已形成两个堰塞湖。与此同时，原本散布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湖，在灾区内有10座被标记为高风险，专家形容它们是“定时炸弹”。

外界担心，一旦这些天然“水坝”溃堤，恐将带来二度灾害。

堰塞湖的成因为何？高山冰川形成的湖泊会带来哪些隐患？预警措施是否能减轻危害？BBC中文整理出相关资讯。

何谓堰塞湖？

这次泥石流主因，来自于喜马拉雅山脉朗当利龙峰南坡约5,200公尺处冰川崩裂，引发洪水，挟带大量岩石泥土向河谷下游俯冲，8小时内淹没西藏、尼泊尔沿岸近200公里的流域。

泥石流不仅影响了原先的河道形状，部分河域也因土石堵塞而阻断了水流，因而形成新生的湖泊，即为堰塞湖（barrier lake）。

堰塞湖坝体由松散的土石构成，结构极为不稳定。一旦水位超过坝顶或者坝体本身在冲刷下被掏空，即可能出现溢流、甚至溃堤的状况，为下游带来洪害。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地表灾害中心（CLaSH）指出，卫星云图显示在泥石流后，灾区上游至少形成了两座堰塞湖：一座出现于冰川崩落处的正下方，为冰岩坠落后造成的冲击坑；另一座则位在吉隆口岸上游的东林藏布河沿岸。

中国官媒央视8月31日报导，后者目前已自然排空，河道恢复正常，然紧急状况还未解除。中国水利部指出，冲击坑堰塞湖周边冰川仍可能继续崩落。卫星影像也显示，灾区流域内14个冰湖中有10个属高风险，有溃决之虞；且下游沿岸山体不稳，也有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堰塞湖并非喜马拉雅山区独有，两岸各地都曾发生类似案例。

台湾花莲马太鞍溪上游就曾在地震及台风降雨等影响下，导致土石崩塌而形成堰塞湖。2025年9月，该堰塞湖发生溢流，30分钟内倾泄出近6,000个奥运标准泳池的水量，重创下游光复乡市区，造成19人死亡、157人受伤。事发前，专家曾提出多项工程方案试图减少湖水体量，但因地处偏远等因素而无法执行。

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后，周遭山区也因山崩而形成了超过两百座堰塞湖。其中，规模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总量一度达3.2亿立方米，当地政府撤离24万人，空投多台挖掘机、推土机等器械挖凿疏洪道进行人工泄流，成功阻止湖泊溃堤，避免了伤亡。

然而，相较于唐家山堰塞湖的山体结构相对稳定、下游河道宽广且容洪空间较大，此次事发的中尼边境不仅地形狭长，其冰川地质环境也较不稳定。冻土消融、冻融加剧等现象，也加速岩盘的松动和瓦解。而堰塞湖与下游间的海拔落差，也代表一旦溃堤，洪水流速会更快、破坏力更强。

新华社引述中国水利部吉隆灾害应急处置专家组组长李勤军表示，河道坡降、冰雪作用等因素，都加大了堰塞湖风险处置的难度。

冰川湖的潜在威胁

除了堰塞湖，此次灾区内既有的冰川湖（glacial lake）也可能对下游带来更多的灾害。

冰川湖主要是在冰川侵蚀后的洼地形成的湖泊，大多分布在高纬度与高海拔地区。随着全球暖化加剧，一旦冰川湖上游发生冰川崩塌，或者湖体本身冻土溶解，就有可能导致溢流或溃堤，带来灾害。

历史上最严重的冰湖溃决事件（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 GLOF）发生在1941年12月，当时秘鲁冰川湖帕尔卡柯查湖（Lake Palcacocha）溃堤，泥石流淹没下游的瓦拉斯市（Huaraz），近5,000人死亡。

2025年7月，西藏吉隆的普热普冰川也曾发生过冰湖溃决，造成尼泊尔11人死亡、17人失踪。那场灾害与此次中尼边界的泥石流，都发生在同一个流域。

这次泥石流中被掩埋的吉隆口岸，在去年夏天的洪灾中就已遭受重创。当时不仅连结中尼两国的友谊桥被冲断，口岸也被迫关闭整修，直到今年1月1日才恢复通行。《纽约时报》报导，在过去一年内，当局不仅更新了应急方案，设立24小时哨所监控水位变化、建设新防洪系统、还在8月初进行了“冰湖溃决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然而这些准备仍无法防范灾害的发生。中国当局表示，监测显示冰川崩落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有6、7分钟的时间。许多专家也指出，冰河崩落预警难度极高，即使掌握到讯息，留给下游反应的时间窗口也有限。

此次泥石流后，印度政府旋即宣布将在4,000公尺高的盖潘冰川湖（Ghepan glacial lake）建立预警系统。然而，根据总部位于尼泊尔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统计，喜马拉雅山区有超过54,000座冰川、25,000座冰川湖，许多更是座落在难以抵达的深山中，难以逐一排查。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地理学家拜尔斯（Alton Byers）向科学期刊《自然》表示，冰湖溃决所造成的洪灾将变得越来越频繁，但关于冰川的研究和监控相当有限。

“这类事件基本上是无法被预测的，”他说。

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上周率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寻求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此行正值日本加大进军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力度，其趋势日益明显。

如果你走访孟买、德里或班加罗尔的购物中心或商业街，很难忽视愈来愈多已在印度设点的日本消费品牌。

服饰巨头优衣库（Uniqlo）、无印良品（Muji）以及高端运动鞋品牌鬼冢虎（Onitsuka Tiger）进入印度已有一段时间，但仍在快速扩张。

利基型企业也已进入市场。日本家具制造商宜得利（Nitori）最近进军印度，而连锁便利商店罗森（Lawson）也正准备进入，据报计画从孟买开始，于2050年前在印度开设1万家门市。

不仅是零售业。在外国金融机构纷纷缩减印度银行业投资组合之际，日本银行正积极竞购印度金融资产。

日本最大银行三菱日联银行（MUFG Bank；三菱UFJ银行）去年完成收购印度影子银行施里拉姆金融（Shriram Finance）20%股权，交易金额达44亿美元（296亿元人民币；1,395亿元新台币），成为印度金融业史上最大规模外国投资。

去年，三井住友银行（SMBC）亦成为印度Yes Bank最大股东，持股24.22%。

如今，在亚太地区，日本企业已成为印度快速崛起的全球能力中心（global capability centres, GCCs）生态系统最大贡献者。

根据德勤（Deloitte）近期报告，超过100家日本企业在印度设立GCC。GCC是跨国企业设立于海外的创新中心，负责研发、企业策略、人工智慧开发等关键业务功能，以及众多其他重要工作。

“日本企业不得不把成长希望寄托于印度。由于日本本地人口在过去16至17年间持续下降，不仅国内需求正在放缓，市场规模更是在持续萎缩，”获铃木汽车（Suzuki）支持、近期宣布在印度设立2亿美元基金的影响力投资基金 Next Bharat Ventures 创办人维普尔·纳特·金达尔（Vipul Nath Jindal）向BBC表示。

他表示，与此同时，日本传统的海外扩张市场吸引力正日益下降。

“在地缘政治紧张与经济环境变化下，对中国的投资大幅下滑；美国市场则因关税和本土竞争而更具挑战性；其他东南亚经济体市场规模则较有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成为日本企业推动长期业务成长的自然目标市场。

近15年前，两国签署贸易自由化协议，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因此加速发展。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2014年上台后，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订下将在印度营运的日本企业数量增加一倍的目标，并启动多项旗舰计画，包括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造的印度首条高速铁路，连接孟买与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

但如今，推动这波投资周期的主力已是日本民间企业。

在今年7月、配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正式访问德里举行的重要峰会上，日本企业透过约120项协议宣布投资125亿美元，涵盖半导体至绿色能源等产业。戈亚尔则表示，日本原订对印度投资10兆日圆（629.5亿美元；4,230亿元人民币；1.98兆元新台币）的目标可能提前达成。

金达尔表示，除了大型企业外，许多日本中小企业（SMEs）也积极寻找进入印度市场的机会。

滨松市是铃木、本田（Honda）和山叶（Yamaha）等企业的诞生地，也是日本制造业中小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该市最近成立“滨松印度委员会”，研究当地中小企业如何拓展印度市场。

近年来，日本对印度兴趣升温，同时对中国净投资下降。东京大学的西泽利郎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这反映的是“日本企业自主推动市场多元化策略，即基于商业考量的资本重新配置，而非决策者主导、从中国转向印度的地缘政治转变”。

但日本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雪梨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印度事务首席舒鲁蒂·潘达莱（Shruti Pandalai）告诉BBC，它们正在做的是“在多年供应链中断与地缘政治紧张之后降低集中风险”。

她表示，印度可作为对冲中国相关风险的工具，而东京的经济安全优先事项与德里的制造业雄心也日益重叠，这强化了双方关系，即使东京政治更迭频繁亦然。

“历届政府设定的目标不减反增。这显示两国关系已不只是领导人之间的外交，而是已深植于双方官僚体系、企业与战略规划之中。”

对资金短缺的德里而言，日本资金在关键时刻到来。

潘达莱表示，印度不断扩大的对中贸易逆差一直是严重忧虑事项，而深化日印合作长远而言可能逐步降低中国在关键矿产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影响力。

但专家指出，要全面拓展这段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仍面临许多挑战。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员普拉特纳什里·巴苏（Pratnashree Basu）在《Scroll》撰文指出：“日本仍深度嵌入中国制造业网络，而印度的参与程度则较不平均，但在若干关键领域依然具有重要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相互依存限制了协同行动的空间，因为这类措施将带来重大商业成本，或引发中国直接的经济报复。”

此外，在印度经商仍然不容易。

税务不确定性、繁琐官僚程序，以及土地和环境审批延误，都是外国投资者，包括日本企业长期面临的挑战。

一名前日本部长最近公开将高铁项目延误归咎于德里政府，称印度不断“推动自身利益”并且“反复改变承诺”。印度政府随即驳斥相关批评。

中国官方媒体也迅速注意到这些“分歧”，并以此作为例子，凸显印度执行合约能力存在缺口。

这也凸显出，尽管德里持续签署一系列大型经济与国防协议，但若要避免日本投资动能中断，仍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尤其是在其愈来愈难吸引其他来源的持续外资之际。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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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就那短短的几秒钟。

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中方一侧的吉隆（Gyirong），一道黑色高墙从建筑物后方出现。起初，它看起来几乎像一团乌云。随后，它逐渐成形并加速前进：洪水、泥浆、巨石、冰块和岩石沿着山谷奔涌而下。闭路电视画面上的时间戳记显示：当地时间10时59分53秒。

随后几分钟内究竟发生了甚么，至今仍难以完整重建。但灾难发生前后的零散影片与卫星影像，已开始揭示破坏的规模。边境设施的大部分似乎已被冲走，曾经挤满谷底的建筑如今已不复存在。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是8月26日洪水重创的地区之一。

就在边境另一侧，尼泊尔拉苏瓦县拉苏瓦加迪（Rasuwagadhi, Rasuwa；拉苏瓦堡）破坏同样广泛。连接尼泊尔与中国的中尼友谊桥被冲走，尼泊尔的移民及海关设施亦未能幸免。聚集在口岸周围的小型贸易聚落蒂穆雷（Timure）遭到重创。

身在加德满都的水文学家阿杰伊·迪克西特（Ajay Dixit）表示：“这是一条连接加德满都与西藏的历史交通路线。该地区地质脆弱，以深峡谷和坡度陡峭的河流为特征，水流速度极快，夹带大量泥沙，还可能冲下巨大的岩石。”

这条路线仍是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重要门户。在这里，前往冈仁波齐峰（Mount Kailash；冈仁布钦峰）朝圣的人，与往返尼泊尔和中国的商人、货车司机、海关人员、游客及边境居民交会。

洪灾发生当日上午，可能有超过100名印度人在口岸内或附近。根据印度外交部资料，至少275名印度人在尼泊尔仍然失踪。

尼泊尔移民局一直试图重建灾难发生前最后几个小时通过拉苏瓦加迪的人员情况。

电子纪录显示，共有89名尼泊尔及外籍人士完成离境手续，前往西藏；另有四人登记入境尼泊尔。

移民系统记录的最后一笔交易时间为当地上午8时35分03秒（北京时间10:52；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2:50），距离吉隆闭路电视（监控视频）画面中洪流出现不到10分钟。

四名移民局员工——包括拉苏瓦加迪办公室主管——在洪灾中失踪。他的遗体其后在下游很远处被寻获。负责记录最后几笔交易的一名女性官员至今仍然失踪。

当日上午办理离境的外籍人士中，包括32名印度人、12名中国公民及九名美国人，以及来自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意大利的旅客。

拉苏瓦加迪高级出入境助理蒂卡·拉姆·波卡雷尔（Tika Ram Pokharel）是其办公室已知唯一幸存的人员。当天他前往加德满都参加考试。

但他表示，电子纪录只能反映当日上午边境情况的一部分。

移民关卡位于加特科拉集市（Ghatte Khola Bazar），距离蒂穆雷以北约1.5公里。从那里再前行2公里，便可抵达标志着中尼边界的友谊桥。沿途分布着商店、酒店及停车区，供旅客和车辆在过境前聚集。

波卡雷尔表示，尼泊尔关卡于08:00开门。旅客完成出境手续后，可以直接前往边境，或在该区域等候再过境。

波卡雷尔说，当天08:20他致电一名同事时，对方告诉他口岸异常繁忙。他表示，约有300至400人正等待离开尼泊尔前往西藏，另有一些从中国一侧抵达的人也在现场。

波卡雷尔告诉BBC：“那些当日上午完成尼泊尔出境手续的人，我认为并未能在中国一侧完成入境程序。”

波卡雷尔说，旅客办妥移民手续后，从尼泊尔关卡步行至友谊桥需时15至20分钟。

前一天下午较晚抵达的旅客，有时需等到翌晨边境重开才能通关；而团体旅客或巴士乘客，通常会等所有人完成手续后再一同前行。

这使得外界难以确定洪水来袭时，这89人身处何处。

根据尼泊尔水文与水资源研究中心（Centr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整理的时间线，08:37——即移民系统记录最后一笔交易后不到两分钟——地震监测仪器就在边境上方山区侦测到异动。研究人员其后认定，这一讯号源于部分冰川崩塌，而这场崩塌引发了洪灾。

中国表示，泥石流从源头抵达边境口岸约花了7分钟。

当时在口岸的人，可能正前往友谊桥、在加特科拉等候，或准备前往中国一侧设施通关。

然而，每个人当时的确切位置目前未能确定。

而加特科拉本身远不只是等候区。波卡雷尔表示，当地有50至60栋房屋，以及酒店、本地商店和四个水力发电项目办公室。

这里也是来自加德满都巴士的终点站，同时是司机、助手、导游及货运工人在等待海关放行期间的据点。前往西藏的旅客常常从前一天起就在这里排队。

波卡雷尔说：“我有40至50位亲密朋友失踪了。”

波卡雷尔认为，当地伤亡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他估计，可能有“2000至2500人”遭洪水波及。但这一数字仅为他的估算，尚未获得独立核实。

波卡雷尔表示，出入境关卡本身位于距离河面约100米高处。但在洪灾期间，洪水似乎涌得更高。他起初仍希望失踪同事已逃往数公里外的牧场地带。

对边境的一些印度朝圣者而言，那天早晨原本开始得相当平常。他们与家乡亲人进行视像通话，拍摄短片，在等待中国关卡开门时向家人展示山景。

苏迪普托·巴塔查里亚（Sudipto Bhattacharya）持续收到妻子苏布拉斯丽·查克拉博蒂（Subhrasree Chakraborty）的讯息。她当时正与一个60多人的团体同行。尼泊尔时间07:57，她传来护照上出境印章的照片——尼泊尔出境手续已完成。

六分钟后——即08:03——她又传来一则讯息：“我们正在等待进入中国。”之后讯息便中断了。

在中国移民设施内，还有一个与伊莎基金会（Isha Foundation）有关的77人朝圣团，正从冈仁波齐峰返回。他们与三名工作人员在洪水席卷当地后失去联络。

8月28日，一支由21人组成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一名救援人员向路透社表示：“目之所及，除了废墟甚么也没有。”

这座口岸才刚从另一场重大洪灾中恢复。

2025年7月，洪水导致拉苏瓦加迪关闭近6个月。中国修建临时桥后，口岸于1月1日重新开放。

此后交通已恢复。中国边境部门表示，截至6月，已有超过10万人经吉隆通关；尼泊尔移民纪录则显示，截至7月中旬一年内，拉苏瓦加迪共有53,742人次出入境。由于两组数据采用不同统计期间和计算方式，因此难以直接比较。

在尼泊尔移民口岸记录中，印度人是最大旅客群体，其次为尼泊尔人和中国人。

吉隆也已成为连接尼泊尔与中国的主要动脉之一。

总部位于加德满都的南亚贸易、经济和环境观察组织（South Asia Watch on Trade,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荣誉主席波什·拉杰·潘迪（Posh Raj Pandey）表示，拉苏瓦加迪与塔托帕尼（Tatopani；接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樟木口岸）同为尼泊尔对华两大主要贸易口岸，约占尼泊尔与此北方邻国29.5亿美元（198.3亿元人民币；935.9亿元新台币）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每天约有60至70辆货车穿越峡谷，向加德满都运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车辆、水果、服装及其他货物。潘迪表示，该路线还承担约80%的尼泊尔自中国进口电动车运输。

该口岸关闭后，尼泊尔日益依赖塔托帕尼。然而《加德满都邮报》报导，由于尼泊尔一侧存在山泥倾泻风险，中方也暂时关闭了该口岸。

该口岸同时位于连接该地区与加德满都的拟建铁路线上，这是尼泊尔与中国发展跨喜马拉雅铁路网络计划的一部分。

潘迪说：“尼泊尔应发展替代性的对华贸易路线，并重新审视更广泛的发展策略，包括过度集中在同一河流系统沿线建设水力发电项目。”

“我们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这篮子。我们需要发展另一个边境口岸。”

在边境另一侧，波卡雷尔仍不断想起那些如今失踪的同事，以及过去与他们的谈话。

去年的洪灾让拉苏瓦加迪关卡职员格外警觉风险。他说，夜里他们有时会“感受到震动”，于是走到外面查看河流状况。他们甚至曾讨论过，若再次发生洪灾，该如何向山上逃生。

“但我的朋友们没了这个机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抵达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合组织），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据路透社报导，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普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成员国领袖都到场。

此次峰会于8月31日至9月1日举行，主题为“上合组织25年：携手迈向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正式的元首理事会将于9月1日召开，另设“上合组织+”会议。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约半年后，伊朗元首首度与中、俄等成员国领袖同场——这让今年的峰会格外受到外界关注。

从边境安全合作到地缘政治舞台

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由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四国共同创立，初衷是解决边界争端、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随着伊朗与白俄罗斯先后在2023和2024年加入，成员国已扩增至10个，组织的政治对抗色彩也逐年上升。

许多分析认为，上合组织正加速演变为由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用以抗衡美国与西方体系的重要外交舞台——尽管其成立宣言明确写明，该组织“并非针对其他国家的联盟”。

比如，去年天津峰会上，普京抨击西方国家挑起乌克兰战争，习近平则谴责“恫吓行径”，被分析认为是暗指华盛顿才是美中紧张的麻烦制造者。路透社形容这是对美国“几乎不加掩饰的点名”。

今年外界关注的是：在伊朗及乌克兰战火尚未平息之际，作为上合组织“话事者”的中国，会针对这些区域冲突发出什么讯息？随着区域政治局势变动，上合组织能否从一个对外发声的平台，进一步成功凝聚成员、将政策落到实处？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侯氏台湾研究”（Hou Family Fellowship）研究员王哲谦（Felix Brender）向BBC中文分析，长期以来，上合组织往往长于象征意义与原则性宣言，短于执行。换言之，中国如今正推动更具体的合作，包括新的安全机制与上合开发银行，但真正的问题是：其他成员究竟准备投入多少实质内容？

“北京明确地将上合组织视为‘新型国际关系’的证明，”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印太项目执行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向BBC中文表示。“中国希望证明，全球南方能够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其金融体系——之外的机构。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展示它提供公共产品、支持发展的模式。”

伊朗问题的考验

伊朗于2023年加入上合组织，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军事关系，也与中国维持能源往来。此次峰会在中亚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确认亲自出席。

今年7月，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声明已对中东局势及伊朗周边情势表达关切，重申2025年《天津宣言》的立场：对伊朗领土的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并对伊朗最高领袖遇害及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同时主张以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这使伊朗问题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

多方分析指出，德黑兰此行的重点不在寻求集体军事介入——毕竟迄今中、俄均未显示派兵意向，经济援助规模也相对有限。伊朗更可能希望峰会文件延续对“使用武力”的定性，藉此凸显自己并非孤立无援，为争取重建资金、解冻资产累积声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副研究员、中东与伊朗问题专家阿纳希塔·莫塔泽德·拉德博士（Dr Anahita Motazed Rad）向BBC中文分析，伊朗是在极沉重的经济与战略压力下出席这次峰会。

她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并限制其石油出口与贸易、通胀、货币贬值与民生压力同时加剧之际，这次峰会不只是展示战略伙伴关系，更具有十分急迫的经济目的。

“德黑兰清楚，中国与上合组织不会提供北约式的军事保障。中国很可能支持伊朗，但也会十分谨慎，避免与华府正面冲突，”她说。

中南海的下一步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员伊娃·塞瓦特（Eva Seiwert）曾向BBC中文解释，上合组织扩大后，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一度大为提高，让中国和俄罗斯开始有底气向外界展示，两国远非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相反地，中俄的多边倡议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吸引力甚至在不断增加。”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习近平将与各国领导人就深化各领域合作、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就上合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及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作出规划。

对此，葛来仪向BBC中文分析，北京希望成员做到：对上合开发银行作出资金承诺；在相互结算中更多使用本国货币；加强供应链整合及对华贸易与投资；扩大执法、网路安全与情报共享合作（未必包括防务）；并公开背书中方理念及习近平提出的各项倡议，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不过，这类牵涉中亚、印度、俄罗斯等多国利益的大型项目该如何落实，一直是这类国际结盟组织长期被质疑之处。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教授阿尔乔姆·卢金（Artyom Lukin）也向港媒《南华早报》指出，作为欧亚大国多边对话论坛或外交表态的场合，上合组织确有一定价值，但不能被视为能交出具体成果的高效组织。

“它首先是清谈场所（talking shop），其次还是清谈场所。几乎人人都明白这一点。”他说。

新加坡国际关系评论员邓铭杰向BBC中文分析，中国自2022年起在上合组织所做的事，是把上合从“反三股势力、守边境”的组织，推向一个综合性的欧亚平台，并把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项倡议嵌入这套多边外壳。

他指出，这套公式从2018年青岛峰会一路稳到2025年天津峰会，向中亚国家展示：“中国资本是现成的未来；俄罗斯的安全品牌仍有用，但不再独家。”

“整套东西说穿了，就是共识旗帜下的中国工具箱。成员加入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没有人被要求成为盟友。北京不要求同盟式义务，它要的是背书、参与，以及不要阻挡（中国），”邓铭杰说。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王哲谦也向BBC中文分析，北京试图证明中国能够提供领导力，为更趋多极的秩序注入更多制度实质。但对于制度化应走到哪一步、成员愿在多大程度上靠拢中国主导的议程，各方共识则少得多。

“伊朗危机正是这套愿景的重要检验。伊朗等于在问：当一名成员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压力时，上合组织这套替代性的多极体系究竟能提供多少实际支持？”莫塔泽德·拉德博士说。

上合峰会结束后，习近平将紧接着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这是他十年来首度到访埃及。9月1日，他已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称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将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习近平将于9月13日前往阔别七年的印度，出席金砖国家（BRICS）峰会。

尼泊尔上周遭遇毁灭性洪灾，死亡人数已达939人，另有3925人失踪。在重灾区拉苏瓦县，许多繁荣的城镇如今面目全非。

BBC记者阿扎德·莫希里来到夏布卢贝西，这里紧邻中国西藏吉隆，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社区已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干硬的泥土和瓦砾。

救援行动仍在持续，隧道内仍有工人受困；而幸存者回忆起洪水来袭的那一天，仍难掩恐惧与悲痛。

快时尚巨头Shein历经漫长上市之路后，于周二（9月1日）在香港挂牌上市，其备受期待的股票市场首秀中，股价下跌近8%。

此前，Shein曾尝试赴美国及英国上市，但均未成功，原因包括外界对其劳工待遇及环境影响等问题的担忧。

Shein曾被估值接近1,000亿美元（6,720亿元人民币；3.17兆元新台币），如今市值约仅为当时的四分之一。该公司同时面临激烈竞争及贸易紧张等其他挑战。

由于能够透过中国庞大的工厂网络，以极低价格迅速供应最新流行服饰，Shein获得巨大人气，尤其受到年轻族群欢迎。

在上市庆祝仪式上，首席财务官桂镭（Leigh Gui）表示，公司以大量小额订单和快速支付选项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如今已覆盖全球约160个市场。

他表示：“让全球消费者享受时尚之声。”

周一（8月31日），Shein将发行价定为每股48.56港元，透过此次上市募集136亿港元（17.4亿美元；116.6亿元人民币；549.6亿元新台币）。

这使公司股票市值达到263亿美元。

周二上午早盘交易期间，Shein股价报每股44.8港元。

投资银行盛宝（Saxo）首席投资策略师查鲁·查纳纳（Charu Chanana）表示，上市首日表现疲弱，显示市场并不相信Shein的成长能够实现“复苏”。

Shein在上市前提交的文件中表示，截至2026年3月底止年度，公司拥有超过2.73亿名活跃客户，共下达超过10亿笔订单。

查纳纳表示，该公司现在面临更高的贸易成本、更严格的监管审查以及更激烈的竞争，同时投资人愈来愈青睐科技公司。

她补充说，对消费者而言，这显示Shein的低价策略“越来越难以维持”，可能导致价格上涨。

快时尚产业的风向标

此次上市是香港今年迄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被视为测试投资人对快时尚产业兴趣的重要指标。

GlobalData 时尚产业分析师露意丝·德格利斯—法夫尔（Louise Deglise-Favre）表示，Shein 是少数可单独依其自身表现进行评估的“独立”电商企业。

竞争对手 Asos 和 Boohoo 近年来股价遭受重创，因其同样面对监管审查及激烈竞争。

德格利斯—法夫尔表示：“投资人已经学会保持怀疑态度。”而永续性与道德争议则使Shein的上市变得更加复杂。

Shein于2008年创立于中国，目前总部设于新加坡。

该公司漫长的上市历程凸显了具有全球扩张企图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与监管审查。

Shein一度有望成为中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市场首秀之一，目标直指华尔街。

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民众困在家中转向网购，其业务快速成长。

消费者在网路上分享自己试穿大量Shein服饰的影片，这股被称为“Shein Hauls”的风潮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网路曝光度。

若能在美国这个Shein最大的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全球知名度，并取得西方资本市场资金。

然而，Shein面临美国国会议员反对，原因是外界忧虑其工厂涉及强迫劳动。对此，公司表示对强迫劳动采取“零容忍政策”。

该公司也被指控抄袭其他设计师的创意。Shein表示，“严肃看待所有侵权指控”，并尊重所有设计师的权利。

Shein亦曾研究在伦敦进行股票市场首秀的可能性，但同样遭遇阻力。

BBC已联络Shein寻求进一步评论。

“唯一现实可行的道路”

2025年，Shein将注意力转向香港，而中国当局于今年7月批准了这项安排。

中国市场研究公司超赞（ChoZan）创办人艾熙丽（Ashley Dudarenok）表示：“Shein已经找不到愿意接纳它的市场。”

她补充说，公司在申请IPO前将总部迁往新加坡，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中国公司”，但始终未能在海外获得政治支持，也未能得到北京方面的保证。

德格利斯—法夫尔表示：“对于愈来愈被排除在西方交易所以外的中国企业而言，香港正迅速成为进入资本市场唯一现实可行的道路。”

这项举措也恰逢一向低调的创办人许仰天于2月一场重要商业论坛上罕见公开露面。

许仰天在广东登台演讲。广东是中国众多制衣工厂所在地。

他重申公司与北京的关系。

他承诺投资中国服装产业，并表示中国给予的“滋养”与Shein的成功“密不可分”。

逆风仍在前方

贸易紧张与监管疑虑意味着，Shein如今所面对的环境与其最初探索IPO时已大不相同。

今年7月，公司报告单季亏损9,900万美元。此前，美国取消小额包裹进口关税豁免，导致其销售增长放缓。

这项被称为“最低免税额规则”（de minimis rule）的制度，曾协助Shein及竞争对手Temu迅速成长，因为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可免缴进口关税进入美国。

同样地，欧盟也对低价值进口商品征收3欧元（3.50美元；23.32元人民币；110.19元新台币）税项。

Shein表示，伊朗战争也打击需求、提高成本，并造成部分市场的物流延误。

其竞争对手同样面临压力。今年8月，Temu母公司拼多多（PDD）公布的季度营收低于市场预期。

Shein亦因其商业运作方式而受到美国及欧洲监管机构调查。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部分分析师仍认为Shein具备强劲发展潜力。

德格利斯—法夫尔表示，投资人将密切观察公司能否应对这些问题，例如将物流体系逐步移出中国，以避免支付美国与欧盟的进口费用。

她补充说，公司估值下跌显示出“真实的恶化”，但仍拥有“强大的供应链”及全球市场覆盖能力。

杜达列诺克表示，消费者仍在购买该公司的商品，但成本压力已对其业务造成影响，也显示其商业模式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创造利润。

她补充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Shein将需要“证明在监管更严格、关税更高，以及获取客户成本更加昂贵的世界里，其利润率仍然行得通”。

直到几年前，英语仍是塔吉克（Tajikistan；塔吉克斯坦）年轻人最重要的外语。随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扩大，中文已逐渐成为塔吉克年轻一代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根据官方统计，数以千计的塔吉克学生在中国的大学就读，另有数百人在塔吉克境内的教育机构学习汉语。

就业前景的保障

许多塔吉克年轻人认为，懂中文是自己职业前景和未来生活的保障。

36岁的易卜拉欣江·杜斯塔利扎达（Ebrahimjon Dostalizoda）是一名中文翻译。14年前，他开始自学中文。当时，他在塔吉克北部的一间土壤分析实验室工作。该实验室开始与一家中国道路桥梁建设公司合作后，他决定学习中文。

杜斯塔利扎达说：“工作上的需要促使我学习中文。学会这门语言后，我的生活条件改善了。我得以前往中国多个城市，拓展自己的视野。如今，我努力利用这些经验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帮助国家发展。”

除了在一家中国公司担任本职工作外，他也致力推广中国语言与文学。他的其中一项工作是翻译35位中国诗人的作品。诗集《友谊之树的35片叶子》已出版，并于近日在塔吉克作家联盟举行新书发表会。这位塔吉克青年认为，这项宝贵的文学成就得益于自己掌握中文。

中文在塔吉克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如今，与10至15年前相比，塔吉克已提供更多学习中文的机会与资源。社交媒体也透过制作各类教学内容，让接触中文变得更加容易。除了全国数十个外语培训中心外，中文近年已成为塔吉克青少年和年轻人最受欢迎的外语之一。

阿奈伊兹·优素福别科娃（Anayiz Yusufbekova）在杜尚别的“Nexus Chinese”中心学习中文已有一年。她用中文对我说：“我非常喜欢中文，因此打算到中国继续学习。”

在这间位教育中心里，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在学习中文。为提升学员的口语能力，中心还聘请了中国教师。我请其中一位老师聆听阿奈伊兹用中文说话的影片，并请她发表意见。在听完这名学员的发言后，她形容其中文水平“非常好”。

如今，包括阿奈伊兹·优素福别科娃在内的塔吉克年轻人认为，熟练掌握这门语言将为他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有助于进入更广阔的劳动市场，并为未来开拓更光明的职业前景。

扎伊尔·萨利莫夫（Zoir Salimov）是杜尚别“Nexus”中文教育中心主任。该中心于三年前开始营运。他表示，塔吉克青年和青少年对中文兴趣日益增加并非毫无原因。

他解释说：“学习中文能创造多元的就业机会，从在塔吉克营运的中国企业工作，到教授中文，或是在中国就业。此外，掌握这门语言也有助于与中国企业开展商业合作，以及从事商品进出口领域的工作。”

政府重视外语教育

近日，塔吉克共和国教育与科学部长拉希姆·萨义德佐达（Rahim Saidzod）在杜尚别会见中国新任大使郭志军时表示，目前有6000名塔吉克青年在中国留学。

塔吉克有13所大学向学生教授中文，而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孔子学院在15年的运作期间，也已培训数以千计的学生。

目前正值新学年开始前夕，在杜尚别的中国大使馆外，可以看到数十名塔吉克年轻人排队申请学生签证及提交文件。与此同时，有报导指出，约40名中国教师正在塔吉克的大学及教育机构教授中文。

塔吉克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Emomali Rakhmon）在5月份最近一次访华期间会见塔吉克留学生时强调，学习外语对他们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表态无疑进一步鼓励了塔吉克年轻人学习语言。

阿卜杜勒萨马德·伊尔哈姆（Abdulsamad Ilham）最近决定学习中文，因为他相信：“学习中文的年轻人不仅能在塔吉克工作，也能在国外的知名企业，尤其是商业公司任职。他们可以成为翻译，并在医疗和科技领域发展，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

中国：塔吉克的邻国及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中国是塔吉克的邻国，也是该国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和战略伙伴之一。2014年至2024年间，中国向塔吉克经济投资约40亿美元（269亿元人民币；1269亿元新台币）。目前，超过700家中国资本企业在塔吉克营运。这些现实因素也促使越来越多塔吉克年轻人对学习中文产生兴趣。

中国同时也是塔吉克最大的外国债权国。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26年初，塔吉克对中国的债务超过7亿美元，约占该国外债总额的四分之一。同期，塔吉克外债总额估计约为30.3亿美元。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在塔吉克的经济影响力不仅限于投资和贸易，也影响了就业市场，甚至影响年轻一代的教育选择。相较以往，这一代人更倾向将学习中文视为获得更好就业和升学机会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