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11月被关押以来，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多宗罪名，至今已身在狱中接近六年。

原定于2027年1月会被获释，但2025年6月一个早上，黄之锋于狱中再次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这次的罪名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在此之前，他正在因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另一个罪名“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服刑。

2026年9月2日，黄之锋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案件时认罪，法官押后判刑。“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从学民思潮到香港众志

“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我们也不会放弃在这艰难时刻，呼吁香港人在这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贵的。”

这是黄之锋被关押前，在香港法庭外会见大批传媒时，最后一次向公众作出的寄语。

现年29岁的黄之锋，早在中学的时候，已因社会运动而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11年，当时只有14岁的黄之锋与其他中学生走在一起，自发成立了香港首个中学生政团“学民思潮”。

当时，香港政府正打算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政策，计划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设定为必修课。2012年，由黄之锋担任召集人的学民思潮发起“反国教运动”，当时组织了约12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

黄之锋并未沉寂下来，之后一直活跃于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当中。2014年，黄之锋与其他学运领袖在雨伞运动前夕，号召示威者冲入俗称“公民广场”的香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随后雨伞运动爆发。

学民思潮于2016年宣布停运，同年由学民思潮和香港学联前成员牵头组成的政党“香港众志”成立，当时20岁的黄之锋是其中一名创辨人，并且担任该政党的秘书长。此举亦标志着黄之锋从学运领袖转型成为政治人物。

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黄之锋本来计划参与当年的选举，但获告知因其“鼓吹或推动民主自决”而令他的选举提名无效。2020年，黄之锋参与了民主派初选，在九龙东以高票数“出线”，随后宣布参与当年的立法会选举，但参选资格亦被取消。

在2020年中国颁布《香港国安法》前夕，黄之锋及多名香港众志成员辞任职务，这个成立仅四年的年轻政党亦宣告解散。

北京眼中的“反中乱港”分子

黄之锋曾经在2014年登上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亦被选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的少年。

2017年，美国导演乔·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亦制作了以黄之锋为主题的纪录片《黄之锋：少年vs超级大国》（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

2018年，有美国国会议员联署，提名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不管是在香港本地政坛或是在国际社会上，黄之锋一直拥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在雨伞运动结束之后、反修例运动期间，他亦有向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进行不同的游说工作。2019年的时候，他曾与何韵诗到美国国会作证，呼吁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在北京当局眼中，黄之锋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反中乱港”分子。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曾批评香港众志以“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名义发起罢课公投反对国安法，并且点名批评黄之锋及郑家朗“为自己的罪行再添下重重的一笔”。

据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曾在2021年出席研讨会时，点名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为“反中乱港分子当中的极端恶劣者”。

国安法后的长期关押

自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黄之锋因参与社会及政治运动而涉及多宗刑事案件。

雨伞运动后，他与另外两名学运领袖周永康及罗冠聪，因“公民广场案”被裁定“非法集结”罪与“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罪名成立，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而上诉，法庭改判三人入狱六至八个月，三人入狱后再就刑期提出终极上诉，香港终审法院最终维持原审中社会服务令或缓刑的判决。

“公民广场案”是黄之锋首次因参与社会运动而入狱。之后他亦被控在雨伞运动旺角一带清场期间，因违反禁制令而藐视法庭，经上诉刑期后由入狱三个月减至两个月。

黄之锋于2019年6月17日服刑完毕，随即参与当时已经爆发多天的反修例运动，于6月21日因围堵警察总部而被控煽惑他人、组织或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名。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际，外界盛传黄之锋是“头号目标”之一。

他曾在入狱前夕接受过BBC访问，自国安法实施后，他被不明车辆跟踪的情况愈来愈频密。当被问及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身上最糟糕的时候，黄之锋表示：“被秘密特工逮捕，立即引渡至中国（大陆），被送进北京的黑监狱，而且诉讼是在中国（大陆）而非香港进行。”

民主派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是黄之锋首宗被控与《香港国安法》罪名相关的案件，他选择认罪，最终被判囚4年8个月，连同其他控罪，原定预计会在2027年1月获释。

获释前不足两年，黄之锋再被控告另一宗“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名，人权组织形容，这是香港政府力求将异见人士进行长期的关押。

根据《香港国安法》，该罪行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去年12月，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高等法院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判囚20年。

台湾公共电视（公视）今年的政府捐助预算，经过数月审查后在立法院过关，但围绕公共媒体财源与独立性的争议并未落幕。

立法院于8月14日完成审议。文化部对公视编列了超过21亿元新台币（6630万美元；4.4亿人民币）的捐助预算，最终遭删减约2,185万元，另有2亿元遭冻结；国际传播平台TaiwanPlus的预算则遭删减2亿元。

此前，在野党曾提案删减并冻结逾10亿元，触发公视董监事会罕见地发表声明，警告删预算将重创公共媒体营运，波及影视产业与公民社会。公视制作人发起连署，超过15万人响应，包括柯佳嬿、连俞涵等多名艺人。

作为开播28年的公共媒体，为何台湾公视反复陷入预算争议？预算及董事会人事为何多次成为台湾朝野政党交锋的焦点？

公视的定位

回溯公视创立的历史，最初是在1980年代由时任行政院长提出，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状态，只允许党政军背景的电视台制播节目。解严后，官方的主导角色淡化，学术和艺文界积极参与游说《公共电视法》立法，促成公视成立。

公视于1998年正式开台，经费主要由政府捐助，但依法独立于政府运作，是台湾主要的公共媒体机构之一。旗下电视频道包括公视主频、公视台语台、小公视、客家电视台，以及国际影音平台的Taiwan Plus，员工超过一千人。

在新闻领域方面，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最新报告，台湾民众对新闻的整体信任度为25%，公视则为54%，居全台所有媒体之首。

公视也制作大量戏剧、纪录片及文化节目，包括儿童长寿节目《水果奶奶》，以及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人选之人》和《听海涌》等。

其中，2024年播出的《听海涌》，是台湾首次以二战台籍日本兵的经历改编的电视剧，引发社会讨论。当时有批评声音指该剧扭曲二战史观、丑化抗日英烈，在野党隔年提案删除公视的23亿预算时也提到该部作品“窜改历史”。文化界就质疑，政治干预公共媒体形同“复刻戒严”。

董事难产，为何成为预算争议？

公视承载了台湾社会对公共媒体的期待，但其董事人事及财源屡受政治牵动。今年的预算争议，就与董事会改选延宕直接相关。

公视董监事由行政院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各政党依比例推派的“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门槛是三分之二同意。

原董事会去年任期届满，但因国民党与民众党推派的审查委员未通过多数候选人，人数不足无法产生董事会。其后，部分审查委员不满文化部未先与在野党协商候选人名单而集体辞职，审查程序因此停摆，新任董事至今无法产生。现任董事会延任，以维持公视运作。

此前，文化部提名的董事名单包括客家籍作家高翊峰、原住民导演陈洁瑶、新住民纪录片导演阮金红，新闻传播方面有主播詹怡宜、台大新闻所教授林照真，以及音乐人黄韵玲、退役职棒球员彭政闵等。

在野党立委质疑，延任董事会缺乏正当性，并将董事会改选延宕列为删冻公视部分预算的理由之一。

公视董监事会、公视企业工会等则先后发表声明，强调董监事改选延宕的责任不在公视。公视依法无提名权，也不参与审查程序，却要承担预算遭删冻的后果。工会强调，过千名员工的工作权及节目内容产业链，可能因现金流中断而停摆。

“这次的僵局，是因为政党尝试影响董事人选。”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与董事的独立媒体人李志德向BBC中文指出，公视董事产生采两层结构：先由政党依比例推举专业审查委员，再由委员审查文化部提名的人选，原意是避免直接政治介入。

李志德当年是由国民党推荐提名为董事。他强调，公视法未规定董事人选需经政党协商，若将政党协商制度化，等同要求公视“退回比官方通讯社更受政治掌控的体制”，违背当初“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立法精神。

媒体趋势研究者黄哲斌向BBC中文表示，“公共电视和政治纠缠很久”，过去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届董事能顺利卸任，时常因新任董事会难产而延任。“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国会都会在人事或预算上提出挑战。不同政治力量常将人事审查权当成武器，公视董事的同意门槛又高，在朝野对立下更难运作。”

二十年的拉锯

这不是公视首次陷入预算争议。

公视总收入约九成来自政府相关的捐助与补助款（ 包含文化部与客委会等)，年度总预算规模约40亿至42亿元。

2025年，文化部提出对公视的23亿元政府捐助预算，国民党立委提案全数冻删，理由包括预算经费增加过快及部分戏剧节目“窜改历史”等。文化界两万多人联署，要求在野党“不要用意识形态毁掉文化产业” 。最终协商为删减2,300万元、冻结约5.7亿元。

更早之前，2007年民进党执政期间，立法院冻结公视政府捐赠款的一半、约4.5亿元，为期超过一年，并要求节目计画须经主管机关核可后才能动支，引发干预媒体独立的批评，民间发起“抢救公视、监督国会”游行。2009年国民党执政期间，国民党以国会多数通过修法，改变董事会结构，原董事长与新任董事爆发法律战，董事会运作陷入僵局，第四届董事延任近千日才完成改选。

公视研究发展部研究员程宗明向BBC中文表示，民主政治有不同意见，政治纷争是常态，但公视最大的危机在于财务，“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这样编列预算的”。

自2001年起，法律规定政府每年对公视的捐赠上限为9亿元，公视其后需申请各政府部会的专案补助，以弥补资金缺口。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的李志德说，这类补助案都有行政目的与绩效要求，多少会影响节目制播方向，因此公视长期希望争取提高预算补助。

直至2023年《公共电视法》修正，取消9亿元捐赠上限。修法后第一年，文化部编列公视捐赠预算有23亿；今年度预算则是21亿。

不过修法只松绑了“上限”，没有同步订出“下限”，也未随物价调整公式。

李志德形容，这相当于“拆掉天花板，却连地板也一并拆掉”，即政府可以多给，也可以“不想给就完全不给”。

程宗明指出，欧洲多数国家使用牌照费，向持有电视设备的家户征收费用；即使如此，费用调涨仍须经国会审查，但可能是几年一次，不像台湾的经费单一仰赖政府补助，且一年审查一次，“这样的干预性就比较高”。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也表示，公视每年的实际经费，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编列与立法院协商，只要公视的核心经费仍须逐年重新协商，类似的删冻攻防就会一再重演，“今年不是公视第一次陷入这种处境”。

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哪一届国会或哪一个党团删得比较多，而在于台湾至今没有建立一套兼顾经费稳定、民主监督与绩效问责的制度。

他建议公视建立“多年期资金协议”（multi-year funding settlement）的法定经费制度，预先确定一段期间内的经费基准、调整公式与例外条件，让年度预算依照既定法律框架编列，而不是每年从零开始议价，同时保留立法院、审计部门及社会的监督。

TaiwanPlus成为另一个争议点？

除了公视本身的10亿元预算争议，TaiwanPlus今年也成为立法院审查焦点。

TaiwanPlus是2021年蔡英文执政时成立的英语国际传播频道，最初由中央通讯社负责，2022年起改由公视承制，主要提供英语时事内容，并向海外观众介绍台湾。

蔡英文当时曾表示，TaiwanPlus配合台湾推动中的“2030双语国家政策”，同时在地缘政治紧张之际“传递属于台湾的观点，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TaiwanPlus最新年报显示，该平台的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超过16万，观众来源主要是美国、印度及菲律宾，成立四年以来累积逾4.1亿次观看。

该平台的效益一直引发争议。国民党立委罗智强曾批评，TaiwanPlus成立至今投入98亿元经费，但效益低落，若短期内无法有效改革，文化部应严肃思考是否让这场“灾难”继续。

学者罗世宏则认为，TaiwanPlus的定位与成效固然可接受检验，但政策评估与年度预算删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工具，“预算杯葛容易让机构沦为单一年度的政治筹码”。

他指出，立法院并未建立完整绩效评估，也没有替代方案，却近乎全数删除补助，效果更接近“以预算决定机构存废”，而非负责任地调整政策。

全球公共媒体的压力

放眼国际，台湾公视的处境并非孤例。

黄哲斌观察，全球公共媒体近年承受的压力，多来自政治极化，当朝野对抗激化时，受到政府资源或法令特许的公共媒体，就会成为政党博弈目标。

除此之外，“资讯个⼈化”也影响了公共媒体的价值。黄哲斌表示，资讯个人化与注意力经济，稀释了公共媒体的社会角色。当注意⼒碎⽚化、数位讯息供过于求，传统公共媒体的触及率随之下降，也让政治人物更容易以“跟不上时代”为由，质疑其存在必要，公共媒体的“公众服务性格”也会被低估。

黄哲斌对BBC中文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主张以纳税人的钱补贴媒体“荒谬且过时”，推动国会删减预算，让“公共广播公司”（CPB）的核心资金全面中止。这家营运近60年、资助NPR、PBS及全美逾1,500家地方公共电台的机构，在2026年1月由董事会投票解散。

南韩的压力则来自政府政策的直接介入。黄哲斌解释，前总统尹锡悦任内，下令将公共媒体收视费从电费帐单中分离、个别征收，收费率从九成以上骤降至约八成，KBS财源明显受挫。

中东欧方面，程宗明说匈牙利执政党修法，将公共媒体的董事会与监理机构全数纳入行政体系，使公共媒体成为执政者的传播工具。波兰公共电视台TVP，也曾在执政党修法下被改造为“国家电视台”，直到政党轮替后才逐步恢复独立。

但也有正面的例子。黄哲斌举例，瑞士曾有极右派政党提案，要将家户收视费砍半，最终交付公投，遭多数选民否决。澳洲曾在保守党执政期间删减公共广播预算，政党轮替后，新政府不仅恢复预算，还修法将逐年审查制，改为五年一次的资助协议。

黄哲斌认为，相较于商业媒体，民众对于公共媒体的信任度仍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声援台湾公视的连署数天内突破15万人。“公共媒体的社会功能与信任属性并未消失，各国支持公共媒体的民意仍是主流。”

近日，印度年轻女性在抗议活动中说脏话的影像引发一场不同寻常的辩论：当脏话出自女性之口时，是否更严重？

最新加入战团的是反对派国会议员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他不满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将看到年轻女性说脏话形容为“文化冲击”。

甘地表示：“男生说脏话就没有问题，而且是被允许的。但女生说脏话就是文化冲击？”

抗议者一直将怒火指向政府，而部分粗俗言语更直接针对总理，这引发莫迪支持者的愤怒。甚至许多批评莫迪政治立场的人也认为，这些女性已经越界。

抗议活动虽于一个月前结束，但拉胡尔·甘地的言论再次引发争论，焦点在于女性行动主义、女性公开表达观点，甚至强烈到使用脏话时，在印度社会会受到何种看待。

争议始于上个月。当时，一些年轻女性在德里及其他城市为期数周、要求教育改革的“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 CJP）抗议活动中，以粗俗言语辱骂总理。

莫迪本人则在一段自拍影片中回应此事。他表示，看到年轻女性使用脏话让他感到“文化冲击”，但也补充说自己原谅了她们。

然而，总理并未评论警方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也未声援那些表示因参与CJP抗议而遭网路霸凌、甚至收到强暴威胁的女性。

上周末，担任印度国会人民院（下议院）反对派领袖的拉胡尔·甘地，在西部城市浦那（Pune）的一场学生聚会上，批评莫迪有关“文化冲击”的说法。

他指出，在针对考试试题外泄事件的抗议中，男女示威者都曾使用粗俗语言，那么莫迪为何只谈论女性？

他的言论发表于数周前，当时羞辱莫迪的女性抗议者海报与影片在社群媒体上疯传。

警方开始调查涉及辱骂内容的贴文后，一名15岁少女卷入争议中心，遭网民在社群媒体上辱骂和威胁。

这名少女发布影片，为自己的用语道歉并请求原谅。她也表示已删除影片，但愤怒声浪仍未平息。

她身为单亲家长的母亲向当地媒体表示，这场争议迫使她们多次搬家。

抗议结束后，莫迪在 Instagram 分享的一段直式影片中展现较为和解的态度。他说：“一些调皮的孩子使用极其粗俗的脏话，这在文明社会中毫无容身之地。她们辱骂我，也辱骂我已故的母亲。这令人深感痛心。”

在回应支持者的愤怒时，他表示自己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是一种文化冲击。我们的女儿怎么会使用这样的语言？但我想说，童年时会犯错，而这正是一个改正的机会。”

在浦那的活动中，甘地表示，莫迪特别点出示威者的性别，其根源在于父权思想。

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认为女孩有其被限定的位置，而男孩则拥有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想说脏话，就能说脏话⋯⋯我们必须打碎这种父权体制。”

《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撰写热门性别专栏的记者纳米塔·班达雷（Namita Bhandare）告诉BBC，与一些人的说法相反，“印度女性当然会说脏话，这并不是新鲜事”。

在印度北部许多村庄，一项重要婚礼仪式就是新娘家族的女性在欢迎新郎亲友团时，以带有脏话的歌谣组曲欢唱，而没有人认为这具有冒犯性。

因此，班达雷表示，将简塔曼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集会上的言论描述为文化冲击，并因女性使用脏话而加以谴责，显示出一种“双重标准”，因为各种政治立场的政治人物——包括莫迪总理本人——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都曾对女性使用侮辱性言词。

在2022年的独立日演说中，莫迪呼吁印度人对抗“厌女”现象。他的政府推出多项旨在提升女性地位的计画，而莫迪在女性选民间支持度甚高。

但在许多情况下，莫迪及其政党同僚也因对女性缺乏尊重而遭批评。一些高层党员曾因针对女性服装发表厌女性言论而受到谴责。莫迪本人也曾因在2004年的一场集会中使用“泽西牛”一词（Jersey cow，以“牛”指称女性在英式英语中具有难缠、‘蠢女人’之意，以身形娇小的英属泽西岛乳牛作代词骂之则加强了侮辱意思），以及在2012年另一场活动中提及“价值5亿卢比的女朋友”（50 crore ki girlfriend）而遭批评。

这类批评并不限于印度人民党（BJP）。许多反对派政治人物，包括甘地所属的国大党成员，也曾面临类似指控。喀拉拉邦（Kerala）一名国大党领袖最近就因提及利用女性对政治对手提出虚假指控而引发公愤。

班达雷说：“女性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而且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然后当她们使用粗俗语言时，大家又会问，我们的女孩怎么能够咒骂和说脏话？”

自2014年以来推动“Gali Bandh Abhiyan”（旨在停止脏话使用的运动）的社会运动人士苏尼尔·贾兰（Sunil Jalan）表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脏话本身，而不是使用者的性别”。

在他这个非政府组织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来自印度28个邦及8个联邦属地、超过7万名受访者中，有55%坦承曾使用粗俗语言。

调查问题十分直接：你多久会听到或使用针对母亲、姊妹或女儿的辱骂性脏话？

他们于2025年发布的“印度脏话地图”（Gali Map of India）显示，北印度地区比例极高，德里达80%，旁遮普邦（Punjab）78%，北方邦（Uttar Pradesh）与比哈尔邦（Bihar）均为74%。南部多数邦低于44%，东北地区则介于15%至18%之间。

贾兰表示，这是印度首次就粗俗语言展开全国性对话，“希望能从中产生一些好的结果”。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就像一种在社会中扩散的病毒。喜剧、笑话和电影已把说脏话正常化，而这种现象需要受到遏制。”

但许多印度Z世代并不以同样方式看待粗俗语言。

“脏话与抗议长久以来一直相伴而行。它具有一种震撼效果，而这正是抗议的核心要素之一。”CJP发言人索拉夫．达斯（Sourav Das）早前告诉BBC。“有些人可能觉得不雅，有些人则不会。但它绝对不应被定为犯罪。”

而且，这类语言并不只存在于街头抗议。从电视辩论到法庭，甚至国会，粗俗言语与人身攻击愈来愈成为印度公共话语的一部分。

本周稍早，一段疯传影片显示，国营全印电视台（Doordarshan）的一名女主持人试图制止一名寺庙祭司对一名国大党发言人连番咒骂，而后者也以同样语言回击。

2023年，印度人民党国会议员拉梅什·比杜里（Ramesh Bidhuri）因在国会中对一名穆斯林议员使用带有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c）色彩的辱骂言词，并威胁对方，而遭广泛批评。随着舆论升温，他后来表示对自己的言论感到后悔。

社会学家希夫·维什瓦纳坦（Shiv Vishwanathan）表示：“脏话的使用，是民主更深层崩坏的症状，它显示讨论已经终结，也显示缺乏尊重。”

他说，当脏话出现在国会与法庭之中时，“这显示语言已经失序，论辩能力衰退，民主也在衰退”。

他认为，抗议者使用粗俗语言，是因为“当尊重感变得薄弱时，脏话就成为一种回应”。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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