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蹙着眉，拄着拐杖蹒跚前行；瞪大双眼的孩子怀抱着鸡，那是他们被迫离开家园时，唯一能带走的东西。

“回到自己的国家，感觉很好。”35岁的娜齐亚（Nazia）说。几分钟前，她才刚从自己出生的巴基斯坦越境进入阿富汗。

托尔坎口岸（Torkham crossing）被称为“零点”，一道艰难生活在此结束，另一段生活也由此开始。

“但我以前从未来过阿富汗，而这里很多人甚至连填饱肚子的面包都没有。”娜齐亚边叹气，边带着两名孩子走向登记柜檯，沿途可见悬挂着黑白相间塔利班旗帜的设施。

她几乎所有家人，包括八名姊妹及她们的子女，今年都从巴基斯坦或伊朗被遣返阿富汗。

他们是全球最大规模跨境人口流动的一部分。

数十年来，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人为了寻求庇护或工作，越境前往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接管政权以来，逃离阿富汗的人数持续增加。

随着这两个邻国加强打击无证移民，如今大多数人被迫返回，包括娜齐亚一家。

但联合国及人权组织表示，这场安全清查行动远远超出无证群体，注册在案的阿富汗人也受到影响。就连巴基斯坦如今也公开表示，持有“登记证明”的阿富汗人不获豁免。

驱逐行动未见停止迹象。

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数字，今年从巴基斯坦和伊朗被迫返回阿富汗的人数，已再增加100万。

“在不到三年里，我们看到600万人返回阿富汗，而这个人口规模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小国。”联合国难民署驻阿富汗发言人查理·古德莱克（Charlie Goodlake）说。

“近代史上，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遣返潮。”他站在边境附近、炎热难耐的帐篷营地中强调。

眼前一片荒凉景象，到处是帆布和塑胶搭建的帐篷，其中许多已破损不堪。这些设施由联合国及其他援助机构搭建，为无处可去、刚抵达的人们提供几晚的栖身之所。

不少“返乡者”数十年来从未踏足阿富汗。许多人像娜齐亚一样，更是从未来过此处。

“45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大多数兄弟都是在巴基斯坦出生。”萨尔瓦（Sarwar）说。

他几天前才刚抵达，同行有他七名兄弟及他们的家人，组成一共40人的车队，所有家当都杂乱地塞进一辆笨重的巴基斯坦货车里。

“我们在那边住了很长时间，所以当他们迫使我们离开家园时，我当然感到心碎。”他说。

“但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痛苦，我也感到高兴，因为我终于摆脱了巴基斯坦警方的骚扰。”

我们遇到的每个家庭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巴基斯坦曾遭受当局的偏见和骚扰。

巴基斯坦政府未回应BBC的查询，但外交部发言人周日在伊斯兰堡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政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国民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或虐待。如有此类事件，均属个别情况，会完全依法处理。”

巴基斯坦和伊朗都表示，阿富汗人早就应该返回家园，指责其中一些人构成安全风险，另一些人则造成财政负担。

去年10月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后，巴基斯坦的驱逐行动以及有关虐待的指控均有所加剧。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在2月指出，当局进行了“挨家挨户搜查、深夜搜查住所，以及无搜查令拘捕”。

至于伊朗，该国去年声称境内有超过400万名无证阿富汗人。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及美国爆发为期12天的战争后，大规模遣返行动加快。

总部位于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ran）指责当局利用战后局势，“对阿富汗移民散播猜忌——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并把他们标记为以色列的潜在间谍”。

联合国难民署继续强调，任何遣返都应该符合“自愿、安全且有尊严的”人道原则。

但在托尔坎口岸，萨尔瓦的弟媳扎丽娜（Zarina）就哀叹他们面对的前路茫茫：“我们没有资源创业或谋生，甚至没有自己的帐篷可以居住。”

在这个荒芜的过境帐篷内，41℃的酷热几乎无处可躲。扎丽娜与一群神情焦虑的妇女及她们的孩子挤坐在一起。

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女性被禁止参与大部分公共生活，包括接受中学及大学教育。作为女性，她们是否担心自己和女儿们的未来？

40岁的扎丽娜转身，挥臂示意四周：“看看她们，全都是女孩。我当然很担心。”

一些返乡者不只是担心；他们感到恐惧。

“我不会离开这所房子。”一名曾任阿富汗保安人员的男子语带紧张地告诉我们。

他先被伊朗遣返，之后又遭巴基斯坦遣返；我们在远离边境的一处地方与他见面，那里是他希望可以安全藏身的住所。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也害怕外出。”

塔利班政府在重新夺权后几天曾宣布特赦，表示前政府官员、保安人员和公务员不会遭到报复，并鼓励他们返回工作岗位。

但这名男子不相信塔利班政府的特赦。

“我不相信他们的特赦，因为我的许多同事都被杀了。”他说，他的个案已在联合国登记，但在能够转移到更安全的国家之前，他便遭到遣返。

经济困境更加深了这种痛苦。全球对外援助大幅削减的冲击，在阿富汗尤为剧烈——塔利班至今仍因恐怖主义和人权问题受到制裁，深陷困局。

巴基斯坦周日确认，已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向1.6万名处境脆弱的阿富汗人发放临时豁免，暂缓将其驱逐，这一决定获得联合国欢迎。

但消息人士估计，在巴基斯坦面临严重伤害风险的阿富汗人，可能多达25万人，其中包括将被剥夺受教育权的妇女和女孩。

在喀布尔外交部那座颇为气派的院落里，塔利班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Amir Khan Muttaqi）试图摆出一副从容的姿态。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些援助。”他承认道，“他们的返乡确实带来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对他们和阿富汗都有好处。”

在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后的最初几年，该政府的一些部长曾对人道主义问题轻描淡写，声称一切自有真主安排。

联合国如今估计，今年有2,190万人、接近全国一半的人口，需要援助才能生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上周表示，有100万名儿童正面临“危及生命”的营养不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种危机。”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古德莱克评估道，同时承认塔利班政府正努力协助返乡者抵达时获得援助。

但他补充说：“我们也知道，他们实施的许多限制和法令，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措施，无助于我们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塔利班外交部长穆塔基重申官方立场，表示女童教育等议题属阿富汗人的“内部事务”，应由阿富汗人自行解决。

对女性施加的严厉限制，是塔利班与国际社会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亦令塔利班付出代价。五年过去，至今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

但被问及这一点时，穆塔基强调，塔利班与中国、印度等邻国，以及中亚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日益深化。

至于喀布尔相对被西方国家孤立的状况，他反问：“过去五年那些没有与我们建立关系的国家，他们又得到了什么？”

他自问自答：“甚么都没有（Nothing）。”

“甚么都没有（Nothing）”这句话，我们在“零点”遇到的每个家庭都说过，但所指的意思截然不同。

他们每个人都正踏上最艰难的归途，几乎一无所有，却要从头开始。

近日，印度年轻女性在抗议活动中说脏话的影像引发一场不同寻常的辩论：当脏话出自女性之口时，是否更严重？

最新加入战团的是反对派国会议员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他不满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将看到年轻女性说脏话形容为“文化冲击”。

甘地表示：“男生说脏话就没有问题，而且是被允许的。但女生说脏话就是文化冲击？”

抗议者一直将怒火指向政府，而部分粗俗言语更直接针对总理，这引发莫迪支持者的愤怒。甚至许多批评莫迪政治立场的人也认为，这些女性已经越界。

抗议活动虽于一个月前结束，但拉胡尔·甘地的言论再次引发争论，焦点在于女性行动主义、女性公开表达观点，甚至强烈到使用脏话时，在印度社会会受到何种看待。

争议始于上个月。当时，一些年轻女性在德里及其他城市为期数周、要求教育改革的“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 CJP）抗议活动中，以粗俗言语辱骂总理。

莫迪本人则在一段自拍影片中回应此事。他表示，看到年轻女性使用脏话让他感到“文化冲击”，但也补充说自己原谅了她们。

然而，总理并未评论警方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也未声援那些表示因参与CJP抗议而遭网路霸凌、甚至收到强暴威胁的女性。

上周末，担任印度国会人民院（下议院）反对派领袖的拉胡尔·甘地，在西部城市浦那（Pune）的一场学生聚会上，批评莫迪有关“文化冲击”的说法。

他指出，在针对考试试题外泄事件的抗议中，男女示威者都曾使用粗俗语言，那么莫迪为何只谈论女性？

他的言论发表于数周前，当时羞辱莫迪的女性抗议者海报与影片在社群媒体上疯传。

警方开始调查涉及辱骂内容的贴文后，一名15岁少女卷入争议中心，遭网民在社群媒体上辱骂和威胁。

这名少女发布影片，为自己的用语道歉并请求原谅。她也表示已删除影片，但愤怒声浪仍未平息。

她身为单亲家长的母亲向当地媒体表示，这场争议迫使她们多次搬家。

抗议结束后，莫迪在 Instagram 分享的一段直式影片中展现较为和解的态度。他说：“一些调皮的孩子使用极其粗俗的脏话，这在文明社会中毫无容身之地。她们辱骂我，也辱骂我已故的母亲。这令人深感痛心。”

在回应支持者的愤怒时，他表示自己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是一种文化冲击。我们的女儿怎么会使用这样的语言？但我想说，童年时会犯错，而这正是一个改正的机会。”

在浦那的活动中，甘地表示，莫迪特别点出示威者的性别，其根源在于父权思想。

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认为女孩有其被限定的位置，而男孩则拥有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想说脏话，就能说脏话⋯⋯我们必须打碎这种父权体制。”

《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撰写热门性别专栏的记者纳米塔·班达雷（Namita Bhandare）告诉BBC，与一些人的说法相反，“印度女性当然会说脏话，这并不是新鲜事”。

在印度北部许多村庄，一项重要婚礼仪式就是新娘家族的女性在欢迎新郎亲友团时，以带有脏话的歌谣组曲欢唱，而没有人认为这具有冒犯性。

因此，班达雷表示，将简塔曼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集会上的言论描述为文化冲击，并因女性使用脏话而加以谴责，显示出一种“双重标准”，因为各种政治立场的政治人物——包括莫迪总理本人——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都曾对女性使用侮辱性言词。

在2022年的独立日演说中，莫迪呼吁印度人对抗“厌女”现象。他的政府推出多项旨在提升女性地位的计画，而莫迪在女性选民间支持度甚高。

但在许多情况下，莫迪及其政党同僚也因对女性缺乏尊重而遭批评。一些高层党员曾因针对女性服装发表厌女性言论而受到谴责。莫迪本人也曾因在2004年的一场集会中使用“泽西牛”一词（Jersey cow，以“牛”指称女性在英式英语中具有难缠、‘蠢女人’之意，以身形娇小的英属泽西岛乳牛作代词骂之则加强了侮辱意思），以及在2012年另一场活动中提及“价值5亿卢比的女朋友”（50 crore ki girlfriend）而遭批评。

这类批评并不限于印度人民党（BJP）。许多反对派政治人物，包括甘地所属的国大党成员，也曾面临类似指控。喀拉拉邦（Kerala）一名国大党领袖最近就因提及利用女性对政治对手提出虚假指控而引发公愤。

班达雷说：“女性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而且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然后当她们使用粗俗语言时，大家又会问，我们的女孩怎么能够咒骂和说脏话？”

自2014年以来推动“Gali Bandh Abhiyan”（旨在停止脏话使用的运动）的社会运动人士苏尼尔·贾兰（Sunil Jalan）表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脏话本身，而不是使用者的性别”。

在他这个非政府组织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来自印度28个邦及8个联邦属地、超过7万名受访者中，有55%坦承曾使用粗俗语言。

调查问题十分直接：你多久会听到或使用针对母亲、姊妹或女儿的辱骂性脏话？

他们于2025年发布的“印度脏话地图”（Gali Map of India）显示，北印度地区比例极高，德里达80%，旁遮普邦（Punjab）78%，北方邦（Uttar Pradesh）与比哈尔邦（Bihar）均为74%。南部多数邦低于44%，东北地区则介于15%至18%之间。

贾兰表示，这是印度首次就粗俗语言展开全国性对话，“希望能从中产生一些好的结果”。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就像一种在社会中扩散的病毒。喜剧、笑话和电影已把说脏话正常化，而这种现象需要受到遏制。”

但许多印度Z世代并不以同样方式看待粗俗语言。

“脏话与抗议长久以来一直相伴而行。它具有一种震撼效果，而这正是抗议的核心要素之一。”CJP发言人索拉夫．达斯（Sourav Das）早前告诉BBC。“有些人可能觉得不雅，有些人则不会。但它绝对不应被定为犯罪。”

而且，这类语言并不只存在于街头抗议。从电视辩论到法庭，甚至国会，粗俗言语与人身攻击愈来愈成为印度公共话语的一部分。

本周稍早，一段疯传影片显示，国营全印电视台（Doordarshan）的一名女主持人试图制止一名寺庙祭司对一名国大党发言人连番咒骂，而后者也以同样语言回击。

2023年，印度人民党国会议员拉梅什·比杜里（Ramesh Bidhuri）因在国会中对一名穆斯林议员使用带有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c）色彩的辱骂言词，并威胁对方，而遭广泛批评。随着舆论升温，他后来表示对自己的言论感到后悔。

社会学家希夫·维什瓦纳坦（Shiv Vishwanathan）表示：“脏话的使用，是民主更深层崩坏的症状，它显示讨论已经终结，也显示缺乏尊重。”

他说，当脏话出现在国会与法庭之中时，“这显示语言已经失序，论辩能力衰退，民主也在衰退”。

他认为，抗议者使用粗俗语言，是因为“当尊重感变得薄弱时，脏话就成为一种回应”。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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